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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九岁（在各位要开始看的这本书里，十九可是个重要的数字）的时候，哈比人正当红。
在伍兹托克音乐节（Great Woodstock Music Festival）上，大概有半打的梅里和皮聘跋涉过雅斯各（Max Yasgur）牧场的烂泥，此外还有成打的佛罗多，多得数不清的嬉皮甘道夫。在那段日子里，托尔金的《魔戒》极为风行，虽然我没去伍兹托克（真遗憾），但我想我至少算是个嬉皮半身人（halfling），自然一看到《魔戒》就爱上了它。就像大部分我那个年代的长篇奇幻故事一样（例如史蒂芬·唐那森〔Stephen Donaldson〕的《汤玛士·寇文能传奇》〔Chronicles of Thomas Covenant〕、泰瑞·布鲁克斯〔Terry Brooks〕的《沙那拉之剑》〔Sword of Shannara〕），《黑暗塔》系列也是托尔金启发下的产物。
不过，虽然我在一九六六年跟一九六七年看了《魔戒》，但我并没有执笔写作。我非常景仰托尔金惊人的想象力，还有他完成史诗巨作的雄心壮志，但是我想要写一个属于我的故事。要是我当时就开始写作，我一定会写出“托尔金式”的故事。要真是如此，那就会像故总统滑头迪克常说的：大错特错。多亏了托尔金先生，二十世纪已经不缺精灵和巫师了。
一九六七年，我还不晓得“属于我的故事”会是个什么样的故事，但那并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总有一天灵感会从天而降。我年方十九，心高气傲，傲到觉得我可以再等等，等我的缪思女神和经典大作（我确定那绝对会是经典大作）问世。我想，人在十九岁的时候是有权利骄傲，因为时间还没有开始鬼鬼祟祟的偷走你的东西。一首流行的乡村歌曲唱道：“时间会夺去你的头发，让你没力气投篮。”但事实上，时间夺去的远不只这些。一九六六年跟一九六七年，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在乎。我勉强可以想象自己活到四十岁会是什么德行，但是五十岁？不可能。六十岁？门都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变成六十岁的老头子！十九岁就是这样。十九岁的时候你会说：喂，大家注意，我抽的是火药，喝的是炸药，脑袋清楚就别挡路——史蒂芬来也！
十九岁是个自私的年龄，而且也没有什么烦恼。我有很多朋友，那是我关心的；我有远大的抱负，那也是我关心的。我有台打字机跟着我从一间烂公寓搬到另一间烂公寓，口袋里永远放着一包烟，脸上永远挂着微笑。中年危机很遥远，老年的屈辱更远在天边。就像鲍伯·塞格（Bob Seger）那首歌的主角（现在成了卡车的广告歌），我觉得自己充满潜力，前途光明。我的口袋空空，但是脑袋里充满了想说的话，心里充满了想讲的故事。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有些陈腔滥调，但那时可觉得棒透了，简直是酷毙了。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用我的故事直通读者的心房，从此改变他们的一生。我觉得我办得到，我觉得我天生就是这块料。
这些话听起来有多自负？非常自负，还是只有一点点？不管怎样，我不会后悔。当时我十九岁，一根白胡子也没有。我有三件牛仔裤，一双靴子，我觉得全世界都是我的囊中物，而接下来二十年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证明我错了。然后大概在三十九岁的时候，我的麻烦来了：酗酒、嗑药、一次车祸让我行动不便（还有一大堆）。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详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此外，你不也是一样的吗？世界最后都会派个纠察队员叫你减速慢行，告诉你谁才是老大。你一定已经遇到你的纠察队员（要是你还没遇见，迟早都会遇见）；我已经遇到我的纠察队员了，而且我确定他一定会再回来。他知道我住哪儿。他是个坏心的男孩，坏心的军官，誓死要与悠闲、性交、骄傲、抱负、震破耳膜的音乐，还有所有属于十九岁的事情为敌。
但我还是觉得那是个不错的年龄，也许是最好的年龄。你可以听一整夜的摇滚乐，但是等到音乐消逝，啤酒见底，你还能思考，还能做远大的梦想。坏心的纠察队员最后一定会让你漏气，所以如果你不一开始就把牛皮吹大点，等他大功告成，你大概就漏气漏到只剩两只裤脚了。“又抓到一个！”他吼着，然后手里抓着纠察簿往前大步走去。所以，一点点自负（甚至是非常自负）不是件太坏的事，不过你妈一定不是这么说。我妈就不是这么说。她说：史蒂芬，骄者必亡……后来我发现（在我的年龄刚好是十九乘以二的时候），不管怎样最后你一定会死，或是被撞进水沟里。十九岁的时候，要是你进酒吧，会有人开你罚单，叫你滚出去，但是如果你坐下来画画、写诗，或是说故事，绝对不会有人来烦你。如果你非常年轻，千万别理长辈或是自以为高你一等的人说什么。当然，你从来没去过巴黎，也没有在西班牙的潘普隆那（Pamplona）跟牛赛跑，你只是个无名小卒，腋毛三年前才长出来——但是那又怎样？如果一开始裤子不做得大一些，长大了怎么穿得下？告诉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坐下来抽你的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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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小说家有两种（包括一九七〇年以前的我，那个乳臭未干的小说家）。第一种小说家是比较“文学”的，或者说是比较“严肃”的，这种小说家在选择主题时会问：写这种故事对我有什么意义？另一种小说家的天命（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业”〔Ka〕）则是通俗小说，这种小说家比较会问另一个问题：写这种故事对别人会有什么意义？“严肃”的小说家在寻找自我的解答，而“通俗”小说家则在寻找观众。两种作家都一样自私。我认识不少作家，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总之，我相信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把佛罗多还有他想尽办法甩掉至尊戒的故事归为第二种小说。这些冒险故事的主角是一支略带大不列颠血统的远征队，背景则有几分挪威神话的味道。我喜欢这个追寻的主题，事实上是爱死了这个主意，但是我对托尔金拿粗壮的乡村鄙夫当主角不以为然（这并不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也对矮林丛生的北欧背景没什么兴趣。如果我朝那个方向走，我一定会把事情搞砸。
所以我等。一九七〇年，我二十二岁，长出了第一根白胡子（我想这应该跟一天抽两包半泼墨牌〔Pall Mall〕香烟脱不了关系），但即使是到了二十二岁，你还是可以等。二十二岁，时间还是站在你这边，不过那个坏心的纠察队员已经开始跟邻居打听消息了。
然后，在一间几乎空无一人的电影院里（如果你想知道，那是缅因州班格市的宝珠戏院），我看了一部由塞吉欧·李昂尼（Sergio Leone）执导的电影。那部电影叫《黄昏三镖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电影还没放到一半，我就发现我要写的小说是什么了：我希望能延续托尔金那种追寻与魔幻的感觉，但背景要设在李昂尼古怪、壮阔的西部荒野。如果你只在电视上看过这部奇特的西部电影，你不会懂我在说什么——恕我冒昧，但事实如此。在大银幕上，透过最对味的Panavision镜片投射，“黄昏三镖客”成了可比美“宾汉”（Ben-Hur）的史诗。克林伊斯威特看起来大概有十八呎高，脸颊上钢丝般的胡碴看起来八成有红木小树那么粗。李凡克里夫（Lee Van Cleef）脸上那两道法令纹深如峡谷，搞不好每道法令纹下都有一个薄域（见《黑暗塔第四部：巫师与水晶球》）。荒漠场景似乎大到可以碰到海王星的轨道，每支枪的枪管看起来都有荷兰隧道（Holland Tunnel）那么大。
然而，除了背景之外，我更希望能捕捉那种史诗般巨大的尺寸。李昂尼对美国地理一窍不通（根据其中一个角色所言，芝加哥位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让这部电影更具有一种壮丽的错置感。我满怀热情——我想这种热情大概只有年轻人才有——不只想写一本很长的书，而是史上最长的通俗小说。我没能写出最长的，但也很接近了：《黑暗塔》一到七集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前四部的平装版加起来超过两千页，后三部的手稿则有两千五百页。我的意思不是长度愈长，质量就愈好，我的意思是我想写一篇史诗，而就某方面来说，我成功了。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想写史诗？我也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我在美国长大，什么都要拿第一：要盖最高的大楼，挖最深的沟，写最长的小说。你问我动机何在呀？我想那应该也是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我的动机就像咱们美国人最爱说的，因为一开始看起来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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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十九岁的事情是：我想很多人都有一种“十九岁情结”，拒绝长大（我是指心理跟情感方面，当然生理方面也有可能）。一年一年过去，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看着镜子，吓了一大跳。你心想：我的脸上怎么会有皱纹？那个愚蠢的大肚子怎么来的？天呀，我不是才十九岁吗！这也是个陈腔滥调，但想起来仍然让人十分惊奇。
时间让你长出白胡子，时间夺去你的精力，而你这个傻瓜却还以为时间站在你这边。你的理智知道事实是怎么一回事，但你的情感却拒绝相信。如果你够幸运，那个检举你开快车、玩过头的纠察队员也会给你一剂醒脑的嗅盐。这就是二十世纪末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辆普利矛斯（Plymouth）厢型车把我撞进家乡路边的水沟里。
意外发生三年后，我在密西根第尔本市的博得书店（Borders）为《缘起别克八》（From a Buick 8）举办签书会。轮到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说他真的、真的很高兴我还活着。（常有人这样对我说，不过我老觉得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你怎么还没死？”）
“我听到你被撞的时候，刚好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他说，“老兄，那时我们一边摇头一边说：‘黑塔完了，它歪了，它要倒了，啊，该死，现在他永远也写不完了。’”
我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想法——我常常不安地想到，我在百万名读者的共同想象中建立了黑暗塔，也许只要有人还愿意看它，我就有责任保护它。或许只有五年，然而就我所知，也许会有五百年。奇幻故事不管写得好还是写得坏（就连现在也许都有人在看《吸血鬼瓦涅爵士》〔Varney the Vampire〕或是《僧人》〔the Monk〕），似乎都能长命百岁。罗兰保护黑暗塔的方法，是让支撑黑暗塔的光束不受威胁，而在车祸之后，我发现我保护黑暗塔的方法，是把枪客的故事写完。
《黑暗塔》一到四部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上百封想让我良心不安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也就是我还以为自己只有十九岁的时候），我收到一封八十二岁老奶奶的临终遗愿。老奶奶告诉我，她大概只剩一年好活（癌细胞扩散至全身，最多只能活十四个月），她不指望我为了她一个人把故事赶出来，但是她想知道能不能拜托（拜托！）我告诉她结局是什么。真正让我心痛（但还没痛到能让我开始写作）的那句话，是她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一年以后（大概在那个送我进医院的车祸之后），我的一个助理，马莎·迪菲莉波（Marsha DiFilippo）收到一封来自德州还是佛州死刑犯的信，他的心愿跟老奶奶的差不多，也就是：结局到底是什么？（他保证带着这个秘密进坟墓，真让我寒毛直竖。）
如果可以，我一定会让这两位朋友得偿所愿，跟他们简述一下罗兰接下来的冒险故事，但是，哎，我办不到。我完全不知道枪客跟他的朋友最后到底怎么了。如果我知道，就必须写作。我曾经拟了一份故事大纲，但不知丢到哪儿去了。（不过大概也没什么用。）我只有几张便条纸（现在我桌上就有一张，上头写着：“裘西、奇西与哲西，××××装满篮”）。终于，在二〇〇一年七月，我又开始动笔了。那时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十九岁，也知道我对人生的病痛老死并没有免疫力。我知道我会变成六十岁，甚至七十岁，而且我希望能在纠察队员最后一次上门前把故事写完。我可不希望我的书成了另一本《坎特伯里故事》（Canterbury Tales）或是《艾德温·杜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忠实的读者（不论你是正打算开始看第一部，还是已经准备进入第五部），现在成果（不管是好是坏）就在各位眼前。不管你喜不喜欢，罗兰的故事都已经完成了，我希望它能为你带来一些乐趣。
至于我，我非常尽兴。
史蒂芬·金
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