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个周三下午的晚些时候，罗西几乎是“飘”进“暖壶”的。她点了一杯茶和一块糕点，坐在窗边，一边慢慢吃喝，一边看着外面川流不息的行人——这个时间点的行人，大多都是上班族，正在回家路上。其实离开白石酒店之后，“暖壶”已经不顺路了，但她还是会一往情深地来到这里，也许是因为她和帕姆在这里喝了太多的“下班咖啡”，享受了愉快的时光；也许是因为她不太喜欢探险，至少现在还不喜欢，而这里是她熟悉和信任的地方。
大约2点左右，她读完了《魔鬼鱼》，正伸手到桌下拿包，罗达·西蒙斯就接入了扬声器。她问道：“罗西，在我们开始下一本书之前，你想休息一下吗？”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她之前就希望能拿下另外三本贝尔（拉辛）的小说，也相信自己能拿下，但现在确定了，那种宽慰感真是无法比拟。
这还没完。4点，大家休息了一下，当时已经读了两章，新书名叫《杀死我所有的明天》，是部可怕的凶杀、跟踪悬疑惊悚小说。罗达问罗西，愿不愿意跟她到女卫生间借一步说话。
“我知道听起来很奇怪，”她说，“但我太想抽支烟了，这该死的大楼，整栋里面我只敢在那儿偷偷抽个烟。现代生活真是烦人，罗西。”
到了卫生间，罗达点燃了一支卡普里烟，坐在两个台阶之间的台子上，轻松自在，显然她经常这么干。她双腿交叉，右脚勾在左小腿后面，若有所思地看着罗西。
“你的发型不错。”她说。
罗西有些不自觉地摸了摸头发，这是昨晚一时冲动在美容美发店里做的，花了五十元，她很舍不得……却又不能不花。“谢谢。”她说。
“罗比会跟你签合同，你知道吗？”
罗西皱起眉头，摇了摇头：“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看着很像‘大富翁’游戏卡上的钱袋先生，但罗比其实从1975年就开始做有声书了，他很清楚你有多优秀。他比你要更了解你。你觉得他是你的大恩人，对吧？”
“我清楚他是。”罗西硬邦邦地回道。她不太喜欢这场谈话的走向。这让她想起莎士比亚的戏剧，人们在背后给朋友捅刀子，然后流利地说出一番长篇独白，道貌岸然地解释这是多么有必要，不可避免。
原文为拉丁文，意为一张白纸。
“不要因为感激就不顾自身利益了。”罗达干净利落地把烟灰弹进水槽，打开凉水冲干净，“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也不是很想知道，但我知道只用了104次录音，你就读完了《魔鬼鱼》，这他妈简直太厉害了，而且我也知道你的声音很像年轻时的伊丽莎白·泰勒。我还知道——因为简直就在你额头上写着呢——你在独立生活，还不太习惯。你完全是tabula rasa ，这很可怕。你知道这词是什么意思吧？”
罗西不是很确定——她想着，应该是幼稚天真之类的意思——但她不要在罗达面前露怯。“嗯，当然知道。”
“很好。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不是要干预罗比的事情，或者想从属于你的部分里分一杯羹。我是在为你考虑，罗比、柯蒂斯，大家都是的。不过罗比也得考虑自己的钱包。有声书现在还是个全新的领域。如果把它比作电影业，我们才刚走到默片时代的一半。你明白我想说什么吗？”
“明白一点。”
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1892—1979），美国早期电影明星，与他人联合创立了联美影业。
拉娜·特纳（Lana Turner，1921—1995），美国著名影视演员。
“罗比听你读《魔鬼鱼》的时候，觉得你就是有声书界的玛丽·璧克馥 。我知道，听起来很疯狂，但也很真。就连他和你相遇的方式也很有电影色彩。据传，拉娜·特纳 就是在施瓦布杂货店被发现的。反正罗比自己已经在想关于你的传说了，他是如何在朋友斯坦纳的典当行发现了你，你当时在看旧明信片。”
“他跟你说我当时在做这个？”她心中对罗比·莱弗茨涌起一股温情，几乎快爱上他了。
“啊哈。但他在哪里发现了你，你在那里做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很棒，罗西。你真的真的很有天赋，几乎可以说你就是为了这事业而生的。罗比发现了你，但这不意味着你这辈子都要交给他了。别让他完全掌控你。”
“他永远不会这么做的。”罗西说。她既害怕，又兴奋，还有点生罗达的气，她怎么把别人想得这么自私呢。但盖过这所有一切感觉的是明朗的喜悦与宽慰：她的好生活又能再多一阵子了。要是罗比真的和她签了合同，好生活甚至可能再长一些。罗达·西蒙斯要她谨慎行事，这没有任何问题。罗达不像她，住在离镇上某个地区三个街区的单间里，想保住无线电跟车轱辘盖，就别把车停在路边。罗达有个做会计的丈夫，住郊区的别墅，开一辆1994银色尼桑。罗达有维萨和美国运通的信用卡。这还不算，罗达还拥有蓝十字保险，而且生病没法工作了，还能动用储蓄。在罗西的想象里，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对工作中遇到的人给出小心谨慎的建议，也许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也许不会，”罗达说，“但你也许就是个小金矿，罗西，有时候，发现了金矿，人就会变。就连罗比·莱弗茨这样的好人也是。”
此时此刻，罗西坐在“暖壶”里喝着茶，看着窗外，想起罗达在龙头流出的凉水下浇熄了她的烟，扔进垃圾桶，走到她身边。“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拥有稳定的工作对你很重要，我也不是说罗比是坏人——从1982年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地跟他合作，我清楚他不是——但我要叮嘱你的是，稳住你手上那只鸟不要飞走的同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藏在灌木丛中的其他鸟，懂我的意思吗？”
“不是很懂。”
“先答应做六本书，不要更多了。早八晚四，就在磁带引擎做。周薪一千。”
罗西瞪眼看着她，感觉好像有人把吸尘器软管塞进自己的喉咙，把肺里的空气全吸了出来：“一星期一千元，你疯啦？”
“你去问柯特·汉密尔顿，问他是不是觉得我疯了，”罗达平静地说，“记住，不只是声音，还有录制的次数。你只用104次就录完了《魔鬼鱼》。跟我合作过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两百次以内完成。你很擅长声音管理，但真正不可思议的是你对呼吸的控制。如果你不唱歌，那真得问问老天爷，你怎么这么会控制啊？”
当时，罗西眼前浮现出一个噩梦般的画面：她坐在角落里，双肾像装满热水的鼓囊囊的袋子一样，肿胀着，耸动着。她就坐在那里，双手捧着围裙，向上帝祈祷自己不会往里面“填充”内容物，因为一呕吐就很痛，肾会像被带刺长棍戳着似的。她就坐在那里，平平地吸着长气，又慢而轻柔地呼出来，因为这样呼吸最有效；她努力把自己失控的心跳调整到与平稳呼吸节奏相匹配的状态。她就坐在那里，听着诺曼在厨房里给他自己做三明治，用他那好得令人惊讶的通俗男高音唱《丹尼尔》或《写封信吧，玛利亚》。
“我也不清楚，”当时她告诉罗达，“在和你认识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呼吸控制。我猜就是天赋。”
“那你得谢谢老天爷赏饭吃了，孩子，”罗达说，“我们该回去了，不然柯特该觉得我们在这儿举行诡异的女性仪式了。”
她正要下班，罗比从市中心的办公室打来电话，祝贺她完成了《魔鬼鱼》。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合同，但他问两人能不能周五一起吃个午饭，讨论一个“工作安排”。罗西同意之后挂了电话，有些茫然。她记得当时想起罗达对他的描述，实在太恰切了，罗比·莱弗茨确实很像大富翁卡片上那个小老头。
电话在柯蒂斯的私人办公室里，那里有个杂乱无章的小壁橱，数百张名片用图钉钉在软木墙上；她放下电话，回到录音室拿包，罗达不在那里，估计是去女厕所里再抽支烟。柯特正在给一盒盒的卷对卷磁带做标记。他抬起头来，对她咧嘴笑了：“今天干得不错，罗西。”
“谢谢。”
“罗达说罗比会跟你签合同。”
“她确实是这么说的，”罗西附和，“而且我也觉得她可能说对了。老天保佑。”
“嗯，你跟他讨价还价的时候，要记住一件事，”柯蒂斯把磁带盒放在一个高高的架子上，那里有几十个类似的盒子，像薄薄的白色书本一样排列着，“如果你读《魔鬼鱼》赚了五百元，罗比就已经赚到了……因为你省下的录制时间，大约值七百，明白吗？”
她明白了，好的。此时此刻，她坐在“暖壶”里，眼前的未来出乎意料地光明。她有朋友，有住处，有工作；而且读完克里斯蒂娜·贝尔，还很有希望得到更多的工作。一份也许意味着周薪一千元的工作，比诺曼赚得都多。这很疯狂，但这是真的。可能是真的，她修正了自己的想法。
哦，还有别的好事。她在周六有个约会……整个周六，如果算上当晚蓝色少女演唱会的话。
罗西那张总是严肃的脸，破天荒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想要给自己一个不合时宜的拥抱。她咬下最后一口糕点，再次望向窗外，想着所有这些好事怎么可能都发生在她身上了呢？这是现实生活吗？真实的人，走出了自己的牢狱，右转……然后步入了天堂。
2
半个街区外，“禁行”的指示灯熄灭，“通行”灯亮起。帕姆·哈弗福德已经换下了酒店女服务员的制服，穿上一条红色修身长裤，和二十几个人一起过了街。今晚她加了一个小时的班，绝对没有理由认为罗西人在“暖壶”……但她就这么想了。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这是女人的直觉。
她瞥了一眼在她身边过街的这个大块头，想着好像几分钟前在白石酒店的报亭见过他。这人说不定是个“有趣的人”，不过他的眼神……可以说是毫无感情。大家走上对面的人行道时，他也瞥了她一眼，那双没有感情的眼睛，以及那双眼背后缺失某种东西的感觉，让她实实在在地感到浑身发冷。
3
“暖壶”里的罗西很突然地决定再来一杯茶。她也并无理由想到帕姆可能会来——离两人通常喝咖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小时——但她就是这么想了。也许是女人的直觉。她起身向吧台走去。
4
身边这个小贱人长得还挺可爱，诺曼想着，红色的修身长裤，小屁股挺好看。他略微迟滞了两步——这样更好看风景啦，宝贝——但几乎就是在他这么做的同时，她就拐进了一家小餐馆。诺曼路过时往窗里瞥了一眼，但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是一群老家伙，吃着一团团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喝着咖啡和茶，还有几个服务员，忙来忙去的，一副装腔作势的基佬样。
老女人们肯定喜欢这样的，诺曼心想，那么个基佬做派，肯定能赚很多小费。肯定是这样，不然成年男人哪有那样走路的？？不可能都是基佬吧……不会吧？
他往“暖壶”里看，没看多久，并且毫无兴趣。不过他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女人身上，她比大多数坐在桌边那些穿套装的有钱老女人要年轻得多。她正从窗口走开，走向茶室远端的自助式服务吧台（至少他觉得这种地方就是这么叫的）。他快速地看了一眼她的屁股，原因很简单，只要遇到四十岁以下的女性，他的眼睛总是迅速看向那个部位。他觉得这女人的屁股还不算太糟糕，但也平平无奇，不值得大惊小怪。
罗丝也有过这样的屁股，他心想，那时候她还没放弃自己，后来她的屁股就跟他妈的脚凳一样大得可怕。
从窗口瞥见的这个女人，发型也很漂亮，说实在的，要比她的屁股漂亮多了，但这个发型没有让他想到罗西。罗西就是诺曼母亲口中的“褐发女”，她也很少在头发上花任何心思（因为本身她的头发就是毫无光泽的鼠灰色，所以诺曼也不怪她）。通常她只是把头发后梳，用橡皮发圈扎成马尾。如果两人出去吃晚饭或看电影，她可能会用杂货店买来的那种嘎吱嘎吱响的弹性发网稍微把头发弄一下。
诺曼往“暖壶”里看时，他目光短暂触及的这个女人不是个褐发女，而是个臀部紧致的金发女郎，她的头发也没有扎成马尾或用发网绑起来，而是精心编成了发辫，垂在她背部中间。
5
也许这一整天最好的事情，甚至比罗达告诉她罗比·莱弗茨可能觉得她能值一千元这个惊人消息还要好的，就是罗西拿着一杯新泡的茶，从“暖壶”的收银台转身时，帕姆·哈弗福德脸上的表情。一开始帕姆的双眼从她脸上扫过，完全没有认出来……很快又扫回来，瞪圆了。帕姆咧开嘴笑起来，还发出实在的尖叫，可能让这小小的餐馆里至少半打心脏起搏器都险些超负荷。
“罗西，是你吗？哦，我——的——天！”
“是我。”罗西说，爽朗大笑的同时又有点脸红。她知道人们正转头看她俩，发现自己其实不介意——这真是不可思议中的不可思议。
她们拿着各自的茶来到窗边常坐的桌子，罗西甚至听由帕姆劝说，又吃了一块糕点，尽管她来到这个城市后已经瘦了十五磅且不打算再胖回去，如果可以控制的话。
帕姆不停地对她说，真是不敢相信，只能用不敢相信来形容。罗西本觉得她是在奉承，但帕姆的双眼确实不停地从她的脸看向头发，仿佛在努力弄清楚眼前的一切。
祸水妞（jailbait），直译是“导致犯罪入狱的诱因”，也指那种与之性交就会触犯法律入狱的未成年女孩。
“这让你年轻了五岁，”她说，“天啊，罗西，你看着就像个祸水妞 ！”
“花了五十呢，应该让我看着像玛丽莲·梦露才对。”罗西微笑着回应……不过和罗达聊过之后，她心里对这笔发型消费已经释怀了许多。
“你在哪里——”帕姆刚开口就停下了，“是你买的那幅画，是不是？你做的发型和画里那个女人一样。”
罗西本来以为这话会让她脸红，结果完全没有。她只是点点头。“我喜欢那个发型，所以想着应该试一下。”她犹豫了一下，又说，“染别的颜色这事嘛，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真的染了。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改变头发的颜色。”
“第一次——！我不信！”
“真的。”
帕姆往她这边斜过身子，把声音压低，仿佛要密谋似的耳语道：“发生了，是不是？”
“你在说什么？发生了什么？”
“你遇到了有趣的人？”
罗西张开嘴，又合上，接着又张开，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原来她什么也不想说。她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倒是大笑起来。她一直笑到流泪，还没笑完呢，帕姆也和她一同笑起来。
6
特伦顿街897号临街的大门在工作日晚上总是开着的，一直要到8点左右才上锁，所以罗西不需要用钥匙就能打开——但她需要那把小钥匙去开自己的邮箱（邮箱的小门上贴着“R.麦克伦登”，勇敢地宣称着她属于这里，是的，她就是属于这里），邮箱里只有一张沃尔玛的传单。沿着台阶上二楼时，她又挑出另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她单间的钥匙，她只有一把，另外一把在大楼管理员那里保存着。和邮箱一样，这也是她的。她的双脚很累——从市中心走了整整三英里回来，因为她坐立不安又欣喜若狂，不想坐公交车，同时也希望能通过比坐公交回家更长的时间来思考和梦想。都在“暖壶”吃了两份糕点了，她还是很饿，不过肚子里低沉的“咕咕”声丝毫没有减弱她的快乐，反而更令人心情舒畅了。她这辈子享受过如此的喜悦吗？应该没有。这快乐已经从头脑中满溢出来，传遍她的全身。即便双脚很累，感觉还是轻盈的。走了这么长的路，她的肾竟然一点没疼。
她打开门，走进去（这次记得反锁门了），又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帕姆和她说的“有趣的人”。罗西被迫承认了一些事——毕竟，她打算把比尔带去周六夜的蓝色少女演唱会，那时“女儿与姐妹”来的人都会见到他——不过，她争辩说，自己染发和编辫子，并非只是为了比尔（这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话），只惹得帕姆朝她滑稽地翻白眼，戏谑地眨了个眼。真叫人恼火……但也很亲切。
她打开窗户，把柔和的晚春空气和公园的声音让进屋里，然后走到小小的厨房桌前，桌上摆着一本平装书。旁边是比尔周一晚上带给她的花，已经凋谢了，但她觉得自己没法扔掉它们。至少在周六之前不会。昨晚她梦见了他，梦见了在他身后共骑摩托。他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在某个时刻，她想到了一个可怕而美妙的词，一个神奇的词。她已经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了，好像是什么“德非”还是“非非”之类没有意义的词。但在梦境之中它似乎是个很美的词……也很强有力。除非你是真心实意的，否则不要说出来，她记得自己在梦里这样想。他们在某条乡村高速上风驰电掣，左边有连绵的山丘，右边，透过冷杉林的缝隙能看到一片湖，太阳照在湖面上，闪烁着蓝金色的粼光。前方有一座杂草丛生的小山，她知道小山那头有一座破败的庙宇。除非你打算把自己全身心交付出去，否则不要说出来。
她把那个词说出来了，仿佛一道电光从她嘴里射出。比尔那辆哈雷的车轮离开了地面——短短的一瞬间，她看到了前轮还在旋转，但已经离开地面六英寸——她看到两人的影子并不在旁边，而不知怎么就跑到下面去了，比尔拧动手油门，他们突然间向着明亮的蓝天飞驰而去，从路边树丛的小道上蹿出去，仿佛潜艇浮上海面。她在床上醒来，周围的被子都卷了起来；她冷得颤抖，又热得喘息，那种深沉的热量似乎就隐藏在她的中心，看不见却很强大，像正在经历日食的太阳。
她很怀疑，不管她尝试多少魔法咒语般的词语，两人也应该无法像梦中那样飞起来，但她想，无论如何，会把这些花再留一段时间，也许还可以在这本书的书页间压上几朵。
这本书是她在做头发的店里买的，店名叫“伊莱恩之梦”。书名是《简单而优雅：十个可在家做的发型》。“这些还不错，”伊莱恩对她说，“当然你做头发总应该找专业人士，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但如果没法每周都做，不管是没钱还是没时间，而且一想到打800电话订购编发工具套装就让你想一枪崩了自己，那按照这本书来做还算个不错的折中方案。不过，请看在老天爷的分上答应我，要是有男人邀请你去韦斯特伍德乡村俱乐部跳舞，你会先来找我。”
罗西坐下来，翻开“3号风格，经典发辫”……开篇便写道，它也被称为“经典法式发辫”。她翻阅了书中的黑白照片，上面的女人先是把头发分开，然后编成辫子，编到最后，又往回解开辫子。晚上解辫子比早上编辫子要简单得多。她花了四十五分钟，嘴里嘟囔着骂了好大一通，才做出和昨晚离开“伊莱恩之梦”时差不多的发型。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帕姆在“暖壶”那毫不掩饰的惊呼声让这一切都值了，她甚至感觉收获更大。
辫子编完了，思绪就转向了比尔·斯坦纳（也从来没有离他很远），不知他是否喜欢自己编发，如果他喜欢这一头金发的话。或者，他也可能完全注意不到这两个变化。要是他没注意到，不知她是否会不高兴，罗西这样想着，叹了口气，皱起鼻子。她当然会不高兴。话说回来，如果他不仅注意到了，而且还像帕姆那样反应（当然，他不会尖叫），那会怎么样？他甚至可能把她揽入怀中，这是很多爱情小说中的桥段……
她伸手去拿包，想从里面拿梳子出来，又慢慢陷入对周六早上的天真幻想中——想着比尔用一根天鹅绒丝带绑住辫尾（为什么他碰巧会随身带一根天鹅绒丝带，可以完全不加解释，这就是厨房桌上白日梦的美妙之处）——此时，思绪被房间那头一个小小的声音打断了。
唧。唧——唧。
一只蟋蟀。这声音也不是因为窗户打开了而从布赖恩特公园传来的，比那要近得多。
唧——唧。唧——唧。
她的目光沿着踢脚板扫过，看到有东西在跳。她站起身来，打开水槽左边的橱柜，拿出一个玻璃搅拌碗。她走过房间，中间停了一下，从客厅空间的椅子上拿了沃尔玛的传单。然后她跪在那只虫子旁边，它差不多进到了没有任何装饰的南墙角，她计划在那里放台电视，如果搬出这里之前真买了一台的话。今天之后，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很快地搬走——似乎不仅仅是个白日梦了。
的确是只蟋蟀。它是如何上到二楼的，这是个谜，但它肯定是一只蟋蟀。接着，她想到了答案，也明白了为什么在睡觉时会听到它的声音。这只蟋蟀一定是和比尔一起上来的，可能藏在他的裤脚翻边里。这是鲜花之外一个小小的附赠品。
那天晚上你不是只听到一只蟋蟀叫，“现实理智女士”突然开口了。这个声音最近都没怎么出现，听起来有点迟钝，还有些沙哑。你听到了一整片的蟋蟀叫，一整个公园的蟋蟀叫。
胡说，她自如地回应，并把碗放低，扣在那虫子上面，又把广告传单塞到碗口的缝隙里，用纸角戳着那虫，戳到它猛跳起来，这样她就能顺畅地用传单完全盖住碗口。是我自己幻想着，把一只蟋蟀变成一群，就这么简单。还记得吗？我当时正要入睡，我可能已经是半梦半醒了。
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1955—），美国知名畅销小说作家，他的一系列富含法律内容的畅销犯罪小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财富。
她拿起碗，翻过来，压住盖在碗口的传单，让蟋蟀不能在她准备好之前逃走。与此同时，那虫子在碗里精力充沛地上蹿下跳，那全副武装的背上仿佛描绘了约翰·格里森姆 新小说里的场景，这本书在沃尔玛的价格是含税十六元。罗西哼着“当你向星星许愿”，把蟋蟀带到打开的窗户前，撤下传单，把碗举到外面。虫子可以从比这高得多的地方掉下去，落地后还能安然无恙地走掉（跳走，她在脑子里修正了自己的用词）。她确信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个知识，或者也许在某个自然类电视节目中看到过。
“去吧，小虫虫，”她说，“乖，跳吧。看到那边的公园了吗？草很高，有很多露水可以喝，有很多小女蟋蟀——”
她戛然而止。这虫子并非钻进比尔的裤脚翻边上来的，因为带她出去吃晚饭的周一晚上，他穿的是牛仔裤。她质疑了一下自己的记忆，想确定一下，很快还是得出同样的信息，并且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牛津布衬衫和没有翻边的利维斯牛仔裤。她还记得他那身打扮给了她很大的宽慰，让她确定比尔不会带她去那种很高级的地方，让她被别人盯着看。
蓝色牛仔裤，没有翻边。
那这小虫虫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蟋蟀不是钻进比尔的裤脚翻边上来的，很可能是钻进别人的裤脚翻边上来的，就这么简单。在裤脚翻边里有点待不住了，于是在二楼跳了出来，安全着陆——嘿，哥们儿，感谢捎我这一程啊。接着就从她的门缝下面溜进来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好好想一想，比它更让人不愉快的不速之客大有人在。
仿佛是为了表达对这种想法的同意，蟋蟀突然从碗中弹射出去，向下坠落。
“祝你生活愉快，”罗西说，“随时再来，真心地。”
她把碗拿回室内，一阵清风将她拇指下的沃尔玛传单吹走，那张纸懒洋洋地落到地板上，轻轻随风晃荡着。她弯腰想要捡起来，然后在手指离它还有一英寸的时候愣住了。还有两只蟋蟀，都死了，躺在踢脚板边，一只侧卧，另一只仰卧，细细的腿朝着天。
一只蟋蟀，她倒可以理解和接受，但是三只？在二楼的房间？这个，到底怎么解释呢？
罗西一下子又看到了别的东西，就躺在两只死蟋蟀附近两块木板的缝隙之间，她跪下来，从缝隙之中将那东西拈出来，举到眼前。
那是一朵三叶草花，一朵小小的粉色三叶草花。
她低头看了看拈出花来的裂缝，又看了一眼那对死去的蟋蟀，接着任由目光慢慢沿着乳白色的墙壁向上攀爬……看到她那幅画，仍旧那样挂在窗边；看到“茜草玫瑰红（Rose Madder）”（罗丝·麦德真是个好名字）站在属于她的山顶上，背后有新发现的小马驹在吃草。
罗西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她耳朵里形成巨大、缓慢而沉闷的鼓声——她身子前倾，靠近画面，往小马的口鼻处看去，画面在眼前慢慢涣散成旧颜料组成的一层层色调，笔触逐渐凸显出来。小马口鼻的下方是森林绿与橄榄绿色调的草地，看上去是画家用画笔一层层迅速向下涂抹画出来的。草色之间点缀着粉色的小点点。三叶草。
罗丝看了看手掌中的粉色小花，伸手举到画前。颜色完全吻合。突然间，在完全没有预想的情况下，她把手举到双唇的高度，将那小花朝画的方向推过去。她半信半疑（不，其实不仅如此；有那么一瞬间，她完全肯定），这朵粉色小花会飘过画的平面，进入那个由某不知名艺术家在六十年、八十年，甚至一百年前创造的世界。
当然，并未成真。粉色小花撞上画的玻璃罩（初相遇的那天，罗比说过，很少有人给油画加玻璃罩），被弹开了，然后晃晃悠悠地飘到地上，像一小团纸巾。这画也许的确有魔力，但玻璃罩显然没有。
那么这些蟋蟀又是怎么跑出来的？你确实认为这事真的发生了，对吧？蟋蟀和三叶草花不知怎的从画里面出来了？
天哪，以上的确就是她的想法。她觉得，只要离开这个房间，和别人待在一起，以上想法就会显得很荒谬，或者完全消散。但此时此刻，这想法切切实实地存在着：蟋蟀已经从穿着茜草玫瑰红托加袍的金发女人脚下的草地上跳了出来。不知怎的，它们从罗丝·麦德的世界，跃入了罗西·麦克伦登的世界。
怎么跳的呢？它们就那样透过玻璃罩渗出来了吗？
不，当然不是。这样想很傻，但是——
她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把画从钩子上取下来，带到厨房区，放在吧台上，又翻转过来。纸背上的炭笔字比以前更模糊了；如果不是之前看到过，她不会确定上面写的是罗丝·麦德。
她迟疑起来，突然有些害怕（也许她一直在害怕，只是刚开始意识到），她摸了摸这纸背。凡是手指触到的地方，都会发出松脆的噼啪声，过于松脆了。等抚摸到牛皮纸背嵌入画框的地方，她感觉到了某种东西……某些东西。
她咽了口唾沫，喉咙干得发痛。她用已经感觉不属于自己的手打开吧台的一个抽屉，拿起一把水果刀，把刀尖慢慢伸向牛皮纸背。
住手！“现实理智女士”尖叫起来，住手，罗西，你不知道那里会出来什么东西！
她举着刀，用刀尖顶了一会儿牛皮纸，又暂时放在一旁。她举起那幅画，看了看画框的底部，头脑中某个遥远的部分注意到她双手颤抖得很厉害。她看到木框上横斜着一条裂缝，最宽处至少四分之一英寸，这其实并不让她吃惊。她把画放回吧台上，用右手举起画，用她的左手——比较灵活的手——把水果刀的刀尖再次顶在纸背上。
住手，罗西。“现实理智女士”这次没有尖叫，她在悲鸣，请不要这样做，请让它好好的。不过仔细想来，这建议实在可笑。要是她在“现实理智女士”第一次给出建议时就听从了，她现在还跟诺曼生活在一起，或者和他“死”在一起。
她用刀子割开了纸背，在感觉到凸起的地方割得更深。半打蟋蟀滚落出来，掉到吧台上，其中四只死了，一只无力地抽搐着，第六只还挺活泼，跳下吧台，踉跄地落到水槽里。与蟋蟀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些粉色的三叶草花碎屑，一些草屑……以及一片棕色枯叶的局部。罗西把这最后一片捡起来，好奇地看着它。是橡树叶子。这一点她几乎可以肯定。
罗西小心翼翼（同时无视“现实理智女士”的声音）地用水果刀沿着纸背割了一整圈。取下纸背时，又掉出了更多淳朴的“宝贝”：蚂蚁（大部分都死了，但有三四只还爬得动）、一只鼓胀的蜜蜂尸体，以及几朵雏菊花瓣，就是那种从一朵花上扯下来，一边喊着“他爱我，他不爱我……”的花瓣，还有几根薄丝状的白色毛发。她把毛发举到灯光下，用右手把翻转过来的画抓得更紧了些，而她的后背逐渐升起一股剧烈的战栗，就像一双大脚爬上一截楼梯。如果把这些毛发带到兽医那里，让他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下，罗西知道对方会告诉她什么——马鬃。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来自一匹毛发蓬松的小马驹子。一匹目前正在另一个世界吃草的小马驹。
我疯了，她平静地想，这也不是“现实理智女士”的声音，而来自她自己，代表了她最核心、最完整的思想与自我。这声音没有歇斯底里，也并不愚蠢呆滞，这声音理性平和，还带着一丝惊奇。她怀疑，在她无法否认死神逼近的那几天或几周里，她的大脑也会以同样的语气承认死亡的不可避免。
然而，她其实并不相信自己真的疯了，这和要她被迫相信死亡不一样（比如身患癌症，已经恶化到某个程度）。她打开了画的背面，一堆草、毛发和虫子——有些还活着——掉了出来。相信这样的事有这么难吗？几年前，她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女人在一张古老家族成员肖像的背面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股票，从而发了一笔小财；相比之下，几只虫子似乎平平无奇。
但还活着啊，罗西？还有那还很新鲜的三叶草花和依旧翠绿的青草？那叶子的确是枯死了，但对此有何看法你自己也很清楚——
她觉得这叶子是被风吹离树枝枯死的。画中表现的是夏天，即便6月的草丛中也有枯叶。
所以，再说一遍：我疯了。
但这些东西就在这里，散落在厨房吧台上，一台子的虫子和草。
各种东西。
不是梦，不是幻觉，是真东西。
与此相比，几只虫子似乎很平凡。
还有一件事，就是她不太愿意直接面对的一件事。这幅画对她说过话。不，没有说出声，但从她看到它的第一眼起，它就对她说话了。照片背面有她的名字——反正算是她名字的一个版本——而且昨天她花了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钱，弄了个和画中女人相似的发型。
她突然很果断地行动起来，把水果刀平插进画框上部，向上撬动。如果感觉到强烈的阻力，她会立即停下来——这是她唯一的水果刀，她不想把刀刃折断——但固定画框的钉子轻易就投降了。她拉开顶部框，又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扶住玻璃罩的正面，免得它倒在吧台上摔碎，并把它放在一边。又一只死蟋蟀唰地掉到了吧台上。过了一会儿，她就把毫无其他修饰的画布拿在手里了，大约长三十英寸，宽十八英寸，画框和衬垫都被去掉了。罗西伸出手指，轻轻划过早已干涸的油彩，感受着差别十分细微的不同高度的层次，甚至感受到艺术家的画笔留下的细密痕迹。真是有趣的感觉，略有些怪诞诡异，但没什么超自然的不可思议，她的手指并没有穿过画面进入另一个世界。
她昨天买来安在墙上接口处的电话，发出了第一声响铃。音量被调到最大，这突如其来的尖锐颤声惊得罗西跳了起来，她也和电话一样惊叫着。她的手紧张僵硬起来，伸出的手指几乎要戳破画布。
她把画放在厨房桌上，急忙跑去电话边，希望是比尔打来的。如果是的话，她想着可以邀请他过来——邀请他好好看看她的画，让他看看从里面掉出来的各种零碎、各种东西。
“喂？”
“喂，罗西？”不是比尔，是一个女人，“我，安娜·史蒂文森。”
“哦，安娜！你好！你怎么样？”
水槽那边传来坚持不懈的“唧唧”叫。
“我不是太好，”安娜说，“一点都不好。发生了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而且我得告诉你。可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我衷心希望没有——但也可能有。”
罗西坐了下来，她很害怕，即便摸到画背面死昆虫的形状时，她也没有这么害怕。“什么事，安娜？怎么了？”
听着安娜的诉说，罗西变得越来越惊恐。讲完后，安娜问罗西要不要去“女儿与姐妹”，在那里过个夜什么的。
“我不知道，”罗西麻木地说，“我得考虑一下。安娜，我……我得给别人打个电话。我再给你回过来。”
不等安娜回应，她就挂断了，又拨通411，查询了一个号码，成功得到之后就拨通了。
“自由之城。”一个老男人的声音。
“嗯，请让斯坦纳先生接电话好吗？”
“我就是斯坦纳先生。”那个略带嘶哑的声音回答，带着一种被逗乐的语气。罗西一时有些困惑，然后想起他是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
“比尔。”她的喉咙又干痛起来，“我是要找比尔·斯坦纳……他在吗？”
比尔的昵称。
“请等一下，小姐。”电话被放下，传来一阵窸窸窣窣和咚咚咚咚的声音，接着，远远地听到一声：“比利 啊，有位女士找你呢！”
罗西闭上了眼睛。她听到水槽里传来仿佛十分遥远的蟋蟀声：唧唧唧。
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漫长等待啊。一滴泪从她左眼的睫毛下滑落，顺着脸颊流下。紧接着，右眼也流下了一滴泪，脑海中飘过某首古老乡村歌曲的片段。“好了，比赛开始，骄傲在远远的跑道……心痛直冲内里……”她擦掉这两滴泪。这辈子她擦去了太多的眼泪。如果印度教关于轮回转世的说法是真的，她绝对不愿去想自己的上一世究竟是什么鬼样子。
有人拿起了电话。“喂？”这是她如今会在梦里听到的声音。
“你好，比尔。”这不是她正常说话的声音，甚至算不上悄声低语，更像是粗哑的气声。
“我听不见，”他说，“你能大声点吗，女士？”
她不想大声说话，她想挂断电话。但是，她不能。如果安娜的推测是对的，比尔也可能有麻烦——非常严重的麻烦。如果，他被某个人认为与她过于亲密的话。她清了清嗓子，努力开口说：“比尔？我是罗西。”
“罗西！”他喊出声来，听起来很高兴，“嘿，你好吗？”
这发自内心、毫不掩饰的欣喜反而是雪上加霜，突然间，她觉得好像有人往她的肝肠之中拧搅着一把刀。“周六我没法跟你出去了。”她语速极快地说道，此时她的泪流得更为汹涌，不断从眼皮下渗出，仿佛某种污秽的热油，“我根本就没法跟你出去。以前还以为可以，我真是疯了。”
“你当然可以！天哪，罗西！你在说什么？”
他声音中的恐慌——不是她隐隐预料到的生气，而是真正的恐慌——很糟糕，但不知何故，他的疑惑更糟糕。她无法忍受这种疑惑。
“不要给我打电话，也不要过来。”她对他说，突然间，她就怀着恐惧清晰地看到大雨中的诺曼，就站在她这栋楼对面，大衣的领子竖起，微弱的路灯照亮了他的下半张脸——他站在那里，就像理查德·拉辛某本小说中那种仿佛来自地狱的野蛮凶残的大反派。
“罗西，我不明白——”
“我知道，其实不明白最好。”她的声音飘忽不定，逐渐支离破碎，“离我远点就好，比尔。”
她迅速挂断了电话，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爆发出一声痛苦的哭喊。她用手背把膝上的电话放到一边。听筒弹飞了，扯着电话线，躺在地板上。奇怪，线路那头传来的嗡嗡声仿佛周一晚上送她入睡的蟋蟀的叫声。突然间，她无法忍受这声音，要是她还得再听上三十秒，头就会被劈裂成两半。她站起来，走到墙边蹲下，拔掉接口。她试图再次站起来时，颤抖的双腿根本支撑不住她的身体。她坐在地板上，双手捂住脸，任由眼泪尽情流淌。确实是别无选择。
安娜一遍又一遍地说，她不确定；而不管罗西怀疑什么，她也不能确定。但罗西确实很确定，那是诺曼。诺曼在这里，诺曼已经失去了他之前也许还仅存的理智，诺曼杀死了安娜的前夫彼得·什洛维克，诺曼正在找她。
7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成员“芝加哥白袜队（Chicago White Sox）”的简写。
现在，他已经走过“暖壶”五个街区了。本来，透过那家店的平板玻璃窗，只需短短四秒，诺曼就会和他妻子四目相对。此时，他拐进一家名叫“五元以下”的折扣店，宣传口号是：“店里的一切价格都不超过五元！”这句话被印在一幅拙劣的亚伯拉罕·林肯的画像下面。林肯长满胡子的脸上挂着宽厚的笑容，做出正要眨眼的样子。在诺曼·丹尼尔斯眼里，他很像自己曾经逮捕过的一个男人，他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全部四个孩子。在这家与“自由之城借贷与典当”近在咫尺的商店里，诺曼买到了他今天打算伪装的所有行头：一副墨镜和一顶帽檐上方印有CHISOX 的帽子。
原文是rambling Rose，也可译为“疯跑的罗丝”，但此处似也另指1991年的电影Rambling Rose（译为《容易受伤的玫瑰》或《蔓生的玫瑰》）。
诺曼的警探经验刚好超过十年，他逐渐相信，伪装只在三个地方成立：间谍电影、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和万圣节派对。它们在白天尤其无用，在白天化妆看起来就是化妆，伪装看起来就是伪装。“女儿与姐妹”，也就是他的朋友彼得·什洛维克最终承认将他那疯长的玫瑰 送去的地方，那就是个“新时代妓院”，那里的妞儿肯定会对在她们那潭水附近鬼鬼祟祟的“捕食者”特别敏感。这样的妞儿，偏执妄想早就远超出生活方式的范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先进发达的技术。
他有帽子和墨镜就够了。入夜尚浅，他今天所有的计划，用他警探职业生涯中首个搭档戈登·萨特韦特的话说，就是进行“一次小勾搭”。戈登还喜欢拽着年轻的搭档，说是时候来点他所谓的“老一套秘密行为”了。他肥胖，臭气熏天，喜欢口嚼烟叶，又懒又粗俗，一口黄棕色的牙齿，诺曼几乎是从第一眼见到他就非常鄙视他。戈登做了二十六年警察，十九年的警督，却对这项工作毫无感觉。诺曼有。他不喜欢这份工作，讨厌那些不得不与之说话的混蛋（有时候甚至要与之交往，如果他是去做卧底的话），但他对这份工作有一种感觉，多年来一直非常宝贵的感觉。借助这种感觉，他办了那个大案要案，高升了，还成了媒体的当红炸子鸡，无论时间多么短暂。就像大多数涉及有组织犯罪的案件一样，在那次调查中，到了某一个时刻，调查人员一直跟进的路径消失了，变成一个扑朔迷离的迷宫，没有任何笔直的阳关道可走。这起毒品案的不同之处在于，诺曼·丹尼尔斯是负责人（这是他职业生涯头一遭）。讲逻辑没用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做了大多数警察不能或不愿做的事情：转而依靠直觉，然后把他的整个未来都交托给直觉指引，气势汹汹而无畏地向前冲。
诺曼的字典里没有“小勾搭”这回事，他要做的是“拖钓”。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去与案件有关的某个地方，以完全开放的心态看待它，不要被困在众多毫无价值的想法和半生不熟的假设当中，这样做时，你就像坐在一艘缓慢移动的船上，把你的线抛出去，再收回来，抛出去，再收回来，等待着某个东西咬钩。有时一无所获；有时能钓上来东西，但可能只是淹在水面之下的树枝或一只旧橡胶靴子，或那种连饿肚子的浣熊都嫌弃的烂鱼。
不过，有时候，也有美味大鱼上钩。
他戴上帽子和墨镜，左转进入哈里森街，前往达勒姆大道。到“女儿与姐妹”所在的街区至少要走三英里，但诺曼不介意；他可以边走路边清空一下头脑。等走到251号，他就会变成一张空白相纸，任何可能出现的影像与想法都能接收，也不会为了适应先入为主的推断而试图去改变它们。只要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就没法改变这些东西。
花高价买的地图就在后裤袋里，但他只停下来看了一次。他来到这个城市还不到一个星期，但已经比罗西更清晰地牢记了这里的地理状况，是的，这也不是后天训练的，更多还是一种天赋。
昨天早上醒来时，他的双手、肩膀和腹股沟都很疼，下巴酸痛得只能半张开嘴（他双腿刚晃下床，正要打当天第一个哈欠的时候，感受到了一股剧痛），感受疼痛的同时他也满怀沮丧地意识到，他对彼得·什洛维克（又名“桑普”和“了不起的犹太城里小子”）所做的一切可能是个错误。到底是多严重的错误还很难说，因为在什洛维克家发生的很多事情，他的记忆都很模糊，但那是一个错误；等走到酒店的报亭，他已经认定，那不是“可能”是个错误，而是一定。反正，“可能”这个词，也只有这世上的蠢货烂货们才会相信——自从他十几岁时母亲离开，他父亲动真格狠狠打他的时候，这就成了他人生准则中一个从未说出口但坚定不移的信条。
他在报亭买了一份报纸，上楼回房间时在电梯里随便翻阅了一下。报上没有关于彼得·什洛维克的内容，但诺曼也并未因此轻松多少。桑普的尸体可能没被及时发现，所以早报上才没有相关新闻。事实上，尸体可能还躺在诺曼抛尸的地方（他自我修正了一下，是他认为自己抛尸的地方，因为一切都很模糊）——地下室的热水器后面。但是像桑普这样的人，做了很多公共服务工作，有很多烂好人朋友，不会长时间不被发现的。会有人担心他，也会有人去那位于博德里广场舒舒服服的小兔子洞里找他，最后总会有某个人在热水器后面有特别令人不愉快的发现。
果然，昨天早上没有出现在报纸上的内容今天就出现了，在都市版的第一页：本市社工在家中被杀害。根据这篇报道，旅客援助只是桑普下班后的活动之一……而且他根本不穷。该报称，他的家族——桑普是活到最后的一个——家财不菲。他竟然半夜3点在车站工作，把离家出走的老婆们送到“女儿与姐妹”的婊子们那里去，这在诺曼心里只能证明，此人不是脑子里缺了几根筋，就是性取向不正常。总之，他一直就是那种典型的爱做善事的混蛋，哪儿哪儿都有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拯救世界，却没空给自己换个内裤。旅客援助、救世军、电话求助热线、波黑人救济组织、俄罗斯人救济组织（你本以为像桑普这种犹太佬至少能清醒地避开这个组织，但人家就不），还有两三个“女性事业”。报纸上没有明说后面这些是哪些，但诺曼已经知道其中一个：“女儿与姐妹”，也被称为“玩偶之家的拉拉宝贝们”。周六将举行桑普的追悼会，不过报纸上称之为“围圈缅怀”。他妈的老天爷啊。
他也明白，人们可能将什洛维克的死与这人做的任何一项事业联系在一起……或者跟任何一项都没有关系。警察也会调查他的私生活（像桑普这种“人人可入”的“待租房”，肯定有丰富的私生活），同时不会忽视另一种可能性：这是越来越流行的“无动机犯罪”，罪犯是恰巧走进门来的某个变态精神病。比如，这人可能一开始只是想进来讨口吃的。
不过，“女儿与姐妹”的那些婊子，根本不会把上述任何一点放在心上；诺曼很清楚这一点，就像清楚自己姓甚名谁。干了这么多年工作，他对女性中转屋与庇护所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诺曼眼中的“新时代蕨类嗅探器”也逐渐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些新时代蕨类嗅探器说，每个人都来自一个不正常的家庭，每个人都在努力让自己内心那个孩子更为纯净，每个人都得警惕所有那些卑鄙恶毒的人，他们竟敢努力做到不抱怨、不哭泣地生活，每天晚上还要有规律地执行什么“十二步法则”。蕨类嗅探器都是混蛋，但其中一些人——像“女儿与姐妹”这些地方的女人往往是最突出的示例——也许是非常谨慎的混蛋。谨慎？去他妈的。她们简直是给“草木皆兵”这个词赋予了全新的维度。
昨天，诺曼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发现了“女儿与姐妹”的好些事情，都挺有意思的。最引人发笑的就是经营这个地方的女人——安娜·史蒂文森，之前曾是“桑普太太”——直到1973年，显然当年她和他离婚了，才恢复了自己的婚前姓氏。要是你不熟悉那些蕨类人的“交配仪式与礼仪”，只会觉得这是个奇怪的巧合。他们这些人可以成双成对地在人生路上跑一段，但很难给彼此套上马具，所以跑不长。最终总有一个想往前，另一个想往左。
他们就是看不清一个简单的真理：“政治正确”的婚姻根本行不通。
桑普这位前妻并没按照大多数受虐妇女庇护所的方式来运营她的机构。大部分的庇护所都奉行“只有女人知道，只有女人讲述”。一年多以前的某个周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女儿与姐妹”的文章，这个史蒂文森（诺曼很震惊地发现，她长得很像以前一个电视剧里那个叫莫德的贱货）将这些庇护所奉行的观点斥为“不仅性别歧视，而且非常愚蠢”。一个叫格特·金肖的女人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在用事实证明是我们的敌人之前，男人都不是我们的敌人。”她说，“但如果他们打人，我们就会反击。”随文章刊登了一张她的照片，大块头的老丑黑鬼臭婊子，诺曼觉得她有一点像那个芝加哥橄榄球运动员威廉·佩里，绰号“冰箱”。“你要是敢打我，宝贝，我就拿你当蹦床用。”他小声地自言自语道。
不过，这些东西虽然很有趣，但确实无关紧要。在这个城市里，可能也有男人和女人一样，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并有资格进行人员转介，而且该机构的管理人员可能只有一个“新时代蕨类嗅探器”，并没有一个同类人组成的委员会什么的。但他确信，在有一点上，她们会和那些更传统一些的同类机构完全一样：彼得·什洛维克的死会让她们警铃大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她们不会做出警察会做的各种假设，她们一定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什洛维克的死和她们有关……尤其是什洛维克在生命的最后六到八个月转介的人员；要一直到彻底证明并非如此，她们才会解除警报。这么一说的话，罗西的名字可能已经上了她们的重点关注名单。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自问道，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完全可以用其他办法来达成现在的结果，也知道是什么办法。你是个警察啊，老天爷，你当然知道得很！那你干吗非要让她们提前警惕起来？报纸上那个傻胖子，那个脏兮兮的格特什么东西来着，她现在可能就他妈的站在那个鬼地方的会客厅窗口，拿着个望远镜检查每个从门口经过的、老二晃晃荡荡的家伙。只要她还没因为跟娘娘腔玩大了中风而死，她就一定正在这么做。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答案昭然若揭，但只是刚刚在他的意识中冒个头，他就不再去想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答案中隐含的东西太过恐怖，他不敢直面。他收拾桑普的原因，恰恰也是他勒死那个穿浅黄褐色热裤的妓女的原因——因为有东西从他的内心深处悄然出现，迫使他去行动。那东西现在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他不想去思考。不去想是更好的，更安全。
与此同时，他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贱人宫”就在正前方。
诺曼过街来到达勒姆大道双数门牌的那一侧，他步子悠闲从容，很明白如果自己在街对面，监视的人就不会觉得太危险。他想象这个监视者的具体形象，就是报纸上那个黑胖子，她像一个巨大的购物袋，一手拿着一个高分辨率的双筒望远镜，另一手拿着一坨正在融化的奶油冰激凌。他把脚步放得更慢了，但并没放慢太多——红色警戒，他提醒自己，她们现在是在红色警戒状态。
这是一栋规模较大的白色木结构房屋，不怎么偏维多利亚风，是那种世纪之交死了丈夫的老贵妇风，简而言之，就是丑。房子从前面看很窄，但诺曼是在一栋与此相差无几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觉得这房子肯定一直延伸到街区远端那条街上。
而且里面肯定哪儿哪儿都是婊子，诺曼心想，同时很注意地保持着当前缓慢从容的步态，也小心地不去盯着这房子很久，而是时不时地瞟一眼，这儿有个婊子，那儿有个婊子，到处都是婊子。
是啊，真是的。到处都是婊子。
他感到熟悉的愤怒直冲太阳穴，眼前随之浮现出一个熟悉的东西，代表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那张银行卡。那张她竟敢偷走的绿色银行卡。这段时间那张卡经常萦绕在他心里，逐渐象征了他一生中所有的恐惧与冲动——那些他用暴怒来对抗的力量，那些在他晚上躺在床上试图入睡时悄悄潜入脑海中的面孔（比如母亲的面孔，惨白的，像个面团，不知为何显得偷偷摸摸的），那些出现在他梦境中的声音，比如父亲的声音。“过来，小诺曼。我有话要对你说，而且要近一点地说。”有时，他要说的话就是一顿打；有时，如果你运气好，他又喝醉了，他要说的话就是把一只手悄悄探进你的两腿之间。
但此时，那些都不要紧，要紧的只有对面这栋房子。他之后都不会再有机会这么好好地看这房子了，而他要是把这珍贵的分分秒秒用来回想过去，那才叫蠢笨如猪。
他就站在这地方的正对面。房前有不错的草坪，狭窄，但深长。长长的前廊两侧有漂亮的花坛，里面的花都开了。每个花坛的中央都插了爬满常春藤的金属杆子，不过杆子顶端黑色塑料圆筒上的藤蔓被修剪掉了，诺曼知道为什么：那些黑色的东西里面藏了摄像头，把整条街的情况用分屏重叠图像的形式展现清楚。如果现在有人在里面看着监视器，就会看到一个黑白影像的小人戴着棒球帽和墨镜，在屏幕之间移动，他走路时有些弓腰，膝盖也微微弯曲，这样一来，只要不注意看，他6.3英尺的大个子会显得矮很多。
前门上方也安装了一个摄像头，这个门当然是没有钥匙孔的。钥匙太容易复制了，而且你要是个能熟练使用尖细工具的人，要摆弄锁孔里的齿轮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不会有钥匙孔，会有门卡刷槽，一个输入数字密码的键盘，或者两者都有。当然，后院还会有更多的摄像头。
从房子对面走过的诺曼，冒险往一侧的院子最后看了一眼，那是个菜园，两个穿着短裤的婊子正手拿长棍——他觉得应该是耙番茄的耙子——在锄地。有个看样子是墨西哥人：橄榄色皮肤，长长的黑发扎成马尾。身材凹凸有致，看起来大约二十五岁。另一个更年轻些，甚至可能还没满二十，是个朋克风的邋遢小太妹，头发染了两种颜色。她的左耳上缠着绷带，身上穿了件无袖迷幻T恤，诺曼还看到了她左臂肱二头肌上的文身。他的视力还没好到看清具体是什么文身，但多年的警察经验也足以让他推断，那要么是个摇滚乐队的名字，要么是一幅画得拙劣的大麻草。
诺曼看到自己突然冲到街对面，完全无视摄像头的存在；看到自己抓住那个留着摇滚明星头发的热辣小妞；看到自己的一只大手滑过她细细的脖子，一直往上，直到架在她的下巴处。“罗丝·丹尼尔斯，”他会对另一个人，就是那个黑头发、身材火爆的墨西哥人说出这个名字，“马上把她弄到这儿来，不然我就要像拧鸡骨头一样把这个万人射的贱货的脖子拧断。”
真能这样可就太好了，但他几乎可以肯定罗丝已经不在这里了。他经过在图书馆里的研究得出结论，自从1974年利奥和杰茜卡·史蒂文森夫妇开设这个机构以来，已经有将近三千名妇女从“女儿与姐妹”提供的服务中获益，她们的平均逗留时间为四个星期。该机构以相当快的速度将她们转移到普通社区，这些专门下崽子的贱货，传播疾病的烂人，长着漂亮脸蛋的蚊子。说不定毕业的时候颁发给她们的不是文凭，而是假阴茎。
是的，几乎可以肯定罗丝已经离开这里了，做着拉拉朋友们给她找的某个低贱工作，晚上又回到同一群朋友帮忙找的脏兮兮的房间里。不过，街对面那些贱货倒是会知道她在哪里——那个叫史蒂文森的女人，她的档案文件里会有她的地址，而且那边菜园里的两个人说不定已经到她那小蟑螂窝里喝过茶，吃过女童子军卖的饼干了。那些没有去过的人也会听去过的人说个清清楚楚，因为，女人天生就是这样的动物。想让她们闭嘴，必须得杀了她们。
菜园里年轻一些、发型像摇滚明星的那个突然抬起头，看到了他……还挥了手，把他吓得够呛。在那可怕的一瞬间，他肯定她是在嘲笑自己，她们都在笑，她们在“拉拉城堡”的窗户前排队，争相嘲笑他，嘲笑诺曼·丹尼尔斯探长，他能够抓获半打贩毒集团的大头目，却拦不住自己的老婆偷自己那张他妈的银行卡。
双手瞬间攥成了拳。
控制住自己！诺曼·丹尼尔斯版的“现实理智先生”在他心中尖叫，她可能见谁都会挥手！她可能看到流浪狗都会挥手！她这样的蠢浪货，就爱这么干！
是的，是的，当然是这样。诺曼的双拳又舒展开来，他举起一只手，在半空中朝那边简短地挥手回礼。他甚至挤出了一丝笑容，这唤醒了他下巴上的疼痛。接着，热辣小妞又专心种菜去了，诺曼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散，他的心怦怦直跳，匆匆往前赶路。
他努力把思绪拉回到目前的重点问题上——要想什么办法让这群贱人中有一个落单（最好是贱人头子，这样就没了风险，不会碰巧找到一个对他需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逼她开口——但他理性地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似乎已经消失了，至少目前是这样。
他把双手举到脸的两侧，按摩着下颌骨。以前他也这样伤过自己，但从未如此严重过，他究竟对桑普做了什么？报纸上没有说，但下巴上这种疼痛——还有牙齿的这种痛，是的，牙齿也很痛——说明他对他做了很多事。
“分泌型”（secretor）指的是分泌物（唾液、精液等）当中含有血型物质的人，不含的就是“非分泌型”（non-secretor）。
如果被他们逮住，我麻烦就大了，他告诉自己。我在他身上留下的那些印迹，他们会有照片，他们会有我的唾液样本，还有……嗯……我可能留在那儿的任何其他液体的样本。现在那些奇奇怪怪的测试都是一整套的，什么都会测试。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分泌型还是非分泌型 。
是的，没错，但他们逮不住他的。他在白石酒店登记的信息是来自纽黑文的阿尔文·多德，如果有人追问，他甚至可以拿出驾照——有照片的驾照——来证明。如果这里的警察打电话给家乡的警察，他们会被告知诺曼·丹尼尔斯正在离中西部一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在犹他州的宰恩国家公园露营，享受着受之无愧的假期。他们甚至会告诉这里的警察别犯傻，诺曼·丹尼尔斯可是货真价实的警界金童。他们肯定不会走漏有关温迪·亚罗的消息……对吧？
对，他们很可能不会。但迟早——
问题是，他已经不再关心“迟”一些的事情。现在他满脑子只想着“早”一些的事情，想要找到罗丝，和她进行一场严肃认真的讨论，想送给她一样礼物。其实就是他的银行卡，而且这张卡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某个垃圾桶或是油腻小基佬的钱包里。他会确保她再也不会把卡弄丢或者扔掉。他要把卡放进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要是……插入了这最后的礼物之后……目前他只能预测到前路一片漆黑……嗯，也许这是一种福气。
他的思绪一回到银行卡上，就走不掉了，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不管是睡梦中还是清醒时，都是如此。仿佛那块塑料小卡片已经变成了一条诡异的绿色河流（不是密西西比河，是“商业银行”河），而他流淌的思绪就是一条汇入这大河的溪流。所有的想法都在往低处流，最终失去了各自的独特性，全部汇入这条让他无法自拔的绿色大河中。那个无法回答的巨大问题再次浮现。她怎么敢？她怎么敢拿走那张卡？她也许应该离开，逃离他，这一点他觉得自己还算可以理解，即使不能被宽恕；即便他很清楚，就算只是因为这女人把他耍得团团转，把自己这个臭女人心中的背信弃义隐藏得如此之深，她也必须死。但是，她竟然敢拿走他的银行卡，拿走属于他的东西，就像那个孩子，竟敢鬼鬼祟祟地爬上豆茎，趁着巨人沉睡，偷走下金蛋的鸡……
不知不觉间，诺曼已经把左手的食指放进嘴里，深深地咬了下去。是痛的，很痛很痛，但他没有感觉到，因为他已经深深沉浸在各种思绪当中。他两手食指的指尖上都有一层厚厚的茧，因为在紧张的时刻咬食指是很久以前就养成的习惯，从童年就有。起初，老茧还能抵挡一阵，但随着他继续想着那张银行卡，那绿色在他的脑海中慢慢加深，最终变成黄昏时分冷杉树显出来的那种接近黑色的颜色（这种颜色与银行卡实际的绿色完全不同），老茧也撑不住了，血液慢慢从他手上和唇边流下来。他的牙齿深深咬进手指，他享受着这种疼痛，把肉磨得嘎吱作响，品尝着自己的血，那么咸，那么浓，和桑普的血一样，当时他咬断了他那根——
“妈妈？那个人怎么在那样弄自己的手啊？”
“别管那么多，走吧。”
这对话让他清醒过来，他迟缓地回过头，仿佛刚经历过短暂却深沉的小睡的人。他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大约只有三岁的小男孩正从他身边逃离——她带着孩子走得飞快，弄得小男孩几乎要跑起来了，这个女人也回头看了一眼，诺曼从她脸上看到吓坏了的表情。
说真的，他刚才在干什么啊？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看到两边有深深的、流血的月牙形咬痕。总有一天他会把这狗日的东西直接咬断，咬断了吞下去。反正这不是他第一次咬断东西，也不是第一次咬断了又吞下去。
不过，这不是一条好路，别一直走到黑了。他从后裤袋拿出手帕，包在流血的手指上。然后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四周，惊奇地发现，天已经快黑了，一些房子已经亮起了灯。他走了多远了？他到底在哪里？
他眯缝起眼睛看了看下一个交叉路口拐角处的路标，辨识出“迪尔伯恩大道”的字样。他的右手边是一家小型夫妻店，门口有个自行车架，橱窗的标牌上写着“新鲜出炉面包卷”。诺曼的肚子咕咕叫。自从上了大陆特快，在车站小餐吧吃了冷麦片后（他吃这个是因为罗丝肯定也吃过这个），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的饿了。
突然间，他想要的，在这世界上唯一想要的，就只是几个面包卷……但普通的面包卷可不行，他要新鲜出炉的面包卷，就像小时候他妈妈常做的那种。那女人又懒又胖，随时随地都在大喊大叫，但她倒是很会做饭。这是毋庸置疑的。她就是自己最好的食客。
它们最好是新鲜的，诺曼走上小店台阶的时候心想，他看到里面有个老人在柜台后面忙活着，它们最好是新鲜的，哥们儿，不然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他正伸手去拉门把手，却被橱窗里的一张海报吸引了目光。海报是亮黄色的。虽然他不知道这是罗西亲手贴的传单，但在看到“女儿与姐妹”几个字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内心有什么东西涌动起来了。
他弯腰前倾去读海报上的字，双眼顿时聚焦专注起来，胸口那颗心越跳越快。
出来和我们一起玩耍吧
在美丽的埃廷格码头
我们要庆祝
晴朗的天空和温暖的日子
暨第九届年度“女儿与姐妹”摇摆入夏
野餐演唱会
6月4日，星期六
集市*工艺品*惊喜小游戏*技能大比拼*专为孩子们请来嘻哈DJ！！！以及！！！
蓝色少女，现场演唱会，晚上8点。
单亲父母，现场将提供儿童照料服务！
“一人来，人人来！”
所有收益都将用于“女儿与姐妹”
“女儿与姐妹”提请您记住
对一位女性的暴力
就是针对所有女性的犯罪
周六，6月4日。本周六。她会在那里吗，他那疯长的玫瑰？她当然会去，她和她新交的所有拉拉朋友。一丘之貉，婊以类聚。
诺曼用被他咬过的手指从海报的底部往上画了五行。鲜艳的血花已经浸透了用来包裹的手帕。
一人来，人人来。
这是海报上的原话，诺曼心想，就依她们说的办吧。
8
周四早上，快到11:30了。罗西喝了一口依云水，在嘴里滚了一圈，咽了下去，又拿起台词稿。
“她要来了，是的，这次他的耳朵不是在单纯耍他了。彼得森能听到她的高跟鞋在走廊上噔噔噔走过来的声音。他可以想象她已经把包打开了，一边在里面翻找钥匙，一边担心那个可能尾随而至的魔鬼，然而她应该担心的其实是那个正在里面等着伏击她的人。他迅速确认了一下刀还在，然后把尼龙从头上轻拉下来。钥匙在锁孔里嘎吱作响时，彼得森拔出刀，然后——”
“停——停——停！”罗达通过扬声器不耐烦地喊道。
罗西抬起头，看着玻璃墙的那头。她看到柯特·汉密尔顿坐在数字录音机旁，耳机架在脖子上，正看着她。她不喜欢他看她的样子，但真正让她慌张的是罗达居然就在控制室抽着她那种细长的香烟，完全无视墙上“禁止吸烟”的标志。看样子罗达这个上午过得很不好，但并不是只有她过得不好。
“罗达？我哪儿做得不对吗？”
“要是你穿着尼龙‘轻拉’，那就应该没什么不对吧，”罗达说着将烟灰弹进她面前的控制面板上一个塑料杯里，“仔细想想，这么多年，倒真有几个男人‘轻拉’过我的，但大部分时候我还是称之为‘尼龙袜’。”
有一瞬间，罗西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接着在心里回放了她最后读的那几个句子，沉声叹息道：“天呀，罗达，我很抱歉。”
柯特把罐子一样的耳机戴回到耳朵上，按了个按钮。“《杀光我所有的明天》，第七十三——”
罗达把手放在他胳膊上，说了句让罗西如坠冰窟的话：“别费劲了。”说完罗达瞥了眼玻璃墙，看到罗西痛苦欲绝的脸，朝她笑了笑，虽然乏力，但也聊胜于无。“没事的，罗西。我就是想早半个小时吃午饭，就是这样。快出来吧。”
罗西起身太快，左大腿在桌底狠狠地撞了一下，差点把装了依云水的塑料瓶打翻。她匆匆走出了录音室。
罗达和柯特就站在外面，有一瞬间，罗西确信——不，她是知道——他俩一直在谈论她。
即心理医生。
如果你真这么认为，罗西，那你很有可能该去看看医生，“现实理智女士”突然尖锐地开了口，去看那种给你进行墨迹测验，询问你如厕训练情况的医生 。罗西通常很不喜欢这个声音，但这次却很乐意听她在讲什么。
“我能做得更好，”她告诉罗达，“而且我一定会做得更好，就在今天下午，对天发誓。”
是这样吗？绝对是啊，她只是没察觉出来而已。整个上午她都努力让自己沉浸在《杀光我所有的明天》中，想找到录《魔鬼鱼》时的状态，但不太成功。有时刚刚找到点感觉，就要进入书中的世界了，阿尔玛·圣·乔治正在被那个疯子仰慕者彼得森追踪，接着，她就被昨夜的某个声音拽了出来：那是安娜的声音，告诉罗西，她的前夫，那个介绍她到“女儿与姐妹”的人，惨遭杀害；也是比尔的声音，很是惊慌失措和茫然困惑，问她出了什么事；也有她自己的声音，这是最糟糕的，她在告诉比尔，离自己远点，一定要离自己远点。
柯特拍了拍她的肩膀。“你今天嗓子不舒服，”他说，“就像有时候发型怎么也弄不好，不过眼前这种情况更糟糕。我们在‘恐怖录音室’见过很多这种情况了，是吧，罗达？”
“当然。”罗达说，但双眼还是在一刻不停地审视着罗西的脸，罗西很明白罗达看到的是什么鬼样子。昨晚她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又没有那种特别高级的化妆品能掩饰脸上的“灾后场景”。
就算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啊，她心想。
高中时，她有过一些基本的化妆品（讽刺的是，那是她最不需要这种额外辅助的岁月），自从嫁给了诺曼，她几乎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点粉和两三支色调最自然的口红。“如果我想天天回家看妓女，那我不如直接娶一个。”诺曼对她如是说。
她想，罗达审视得最仔细的可能是她的眼睛：红红的眼睑，充血的眼白，黑黑的眼圈。关灯以后，她无助地哭了一个多小时，但没有哭着入睡——要能这样，那还真算挺幸福的了。泪流干了，她就那样躺在黑暗中，努力不去想，但还是在想。午夜过去了，又慢慢远去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向她袭来：她错了，不应该给比尔打这个电话；正是最迫切需要他的时候，她却拒绝了他的安慰——可能还有保护。
保护？她心想，天啊，这也太可笑了。我知道你喜欢他，亲爱的，这没有错，但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诺曼会把他当一顿午餐生吞活剥了。
但她根本无从得知诺曼是不是在此地——安娜一再强调这一点。彼得·什洛维克做了很多事情，不是每一件都很受欢迎的。可能是别的事情给他惹来麻烦……害他被杀了。
但罗西就是知道。她的心知道。就是诺曼。
漫长的时间过去了，那个声音仍在低语。她的心真的知道吗？还是内心的“现实理智女士”已经躲起来了，是“颤抖恐惧女士”让她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许恰恰是这种心态，促使她把安娜的电话作为借口，趁进一步发展之前，把她与比尔的友谊扼杀了？
她不知道，但她能确定的是，一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就觉得很痛苦……也很害怕，仿佛丢失了至关重要的一件“操作设备”。当然，一个人不可能这么快就对另一个人产生依赖，但凌晨1点到了又过去，2点到了又过去（3点也是），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没那么荒谬了。如果不可能有如此迅速产生的依赖，为什么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他，她就会感到如此恐慌，甚至有种奇怪的筋疲力尽感？
她终于还是睡着了，又梦见了坐在他的摩托车上，穿着茜草玫瑰红的托加袍，把赤裸的大腿压在他身侧。闹钟把她吵醒了——太快了，毕竟她睡着时已经太晚了——她呼吸急促，全身发热，像是发烧了。
“罗西，你真没事吧？”罗达问。
“没事，”她说，“只不过……”她瞥了眼柯蒂斯，目光又回到罗达身上。她耸了耸肩，牵起嘴角，勉强挤出笑容。“你懂的，我只是每个月那个不好的东西来了而已。”
“啊哈。”罗达看样子并不太相信，“好吧，跟我们一起去餐吧吧，用金枪鱼沙拉和草莓奶昔来淹没我们的伤痛。”
“对，”柯特说，“我请客。”
罗西露出一个比刚才略微真诚的笑容，但摇了摇头：“我还是算了吧。我想要好好走走，让脸吹吹风，吹走一些灰。”
“如果不吃东西，3点左右你可能会晕过去，不省人事。”罗达说。
“我会吃点沙拉的，我保证。”罗西已经在往那嘎吱嘎吱响的旧电梯走了，“反正，要是再多吃点，我就会一直打嗝，把本来完美的录音破坏掉的。”
“今天的话，影响也不大。”罗达说，“12点15分见，好吗？”
“没问题。”她说。但电梯从四楼下降到大堂的过程中，罗达的最后一句话一直回响在她脑海中。“今天的话，影响也不大。”如果她今天下午没能做得更好呢？如果从第七十三次，一直录到第八十次，再到一百多……天知道多少次呢？万一，明天见莱弗茨先生的时候，他决定让她走人，而不是跟她签合同呢？那怎么办？
她心中突然涌起对诺曼的憎恨。仿佛某种重物沉闷地击打在双眼之间——也许是门挡，或者是生锈旧斧头的刀背。即便什洛维克先生不是诺曼杀的，即便诺曼仍在那位于另一个时区的家乡，他仍然如影随形，就像彼得森对时刻担惊受怕的可怜的阿尔玛·圣·乔治一样。他在她的脑子里，如影随形。
电梯停稳，门打开。罗西走进大堂，站在楼层名录旁的男人转向她，表情既充满希望又有些踌躇不决，让他看起来更年轻了……几乎像是十几岁的少年。
“嘿，罗西。”比尔说。
9
她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得惊人的冲动，她想跑，想趁他看到自己因为他如此惊慌失措之前跑掉，然而他的双眼就那样锁定了她的双眼，牢牢抓住不放，她不可能再逃跑了。她已经忘记了那双眼睛迷人的绿色底色，仿佛浅水洼中捕捉到一缕缕阳光。她没有跑向大堂的门，而是慢慢向他走去，又害怕，又高兴。不过，最强烈的感觉还是超越一切的轻松与解脱。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她能听到自己声音中的颤抖。
他伸手去牵她的手。她很确定，不应该让他牵手，却无法阻止……也无法阻止自己被抓住的手在他握起的手中转动，好扣在他修长的手指上。
“我知道，”他简洁明了，“但是罗西，我做不到。”
这话吓到她了，她放开了他的手。她犹疑地审视着他的脸。她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她根本不知道该做何反应，该怎么表现。
他张开双臂，也许这姿态只是意在强调他的无助，但她那颗疲惫却又充满希望的心恰恰就需要这样一个姿态，拂去了她心中谨小慎微的迟疑，掌控了她的行动。不知不觉之间，罗西像梦游一般走入他那张开的双臂之间。那双臂合拢，包裹她的身体，她把脸贴在他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他的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今天早上，她没有编发，任其披散在肩上），她产生了一种陌生而奇妙的感觉：她仿佛刚刚才醒来。像是之前一直在睡觉，不仅仅是刚才走入他怀抱的时候，也不仅仅是今早闹钟把她从摩托车之梦中惊醒之前，而是很多年，很多年以来，就仿佛吃了毒苹果的白雪公主。但现在，她又苏醒了，非常清醒，用刚刚睁开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世界。
“你来了，我很高兴。”她说。
10
他们沿着湖滨路慢慢向东走，迎面吹来强劲的暖风。他伸出一只手臂搂住她，她回以淡淡的微笑。此时他们在湖以西三英里的地方，但罗西觉得她可以一路走到湖边，只要他能像这样一直搂着她。一路走到湖边，也许还能一路跨越湖面，平静地从一个浪头走到另一个浪头。
“你笑什么？”他问她。
“哦，没什么，”她说，“就只是想笑而已吧。”
“你真的很高兴我来了？”
“真的，我昨晚没怎么睡。一直觉得自己做错了。可能我确实是做错了，但是……比尔？”
“我在听。”
“我那样做是因为我对你很有感觉，我这辈子应该都不会再对哪个男人这么有感觉了，而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真是疯了，才会告诉你这些。”
他又把她搂紧了些。“你没疯。”
“我打电话请你离我远点，是因为出了点事情——可能出了点事情——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一点也不想。现在我仍然不想。”
“是诺曼，对吗？诺曼·贝茨那个诺曼？他还是来找你了吧。”
“我的心告诉我他来了，”罗西很谨慎地说，“我的神经也告诉我他来了，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相信我的心——因为一直在担惊受怕——还有神经……我的神经被击中了。”
她瞥了一眼手表，又瞥了瞥前面拐角处的热狗摊。附近狭小的草地上有一张张长椅，坐着一些吃午饭的文员秘书。
“你能请这位女士吃个一英尺长的德国酸菜热狗吗？”突然之间，下午打不打嗝仿佛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上次吃这种东西还是小时候了。”
“嗯，可以安排。”
“我们坐到那边的长椅上去，我给你讲诺曼的事，诺曼·贝茨那个诺曼。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跟我来往。如果你决定不再来往，我会理解的——”
“罗西，我不会——”
“先别这么说。先等我跟你讲讲他的事。而且你最好在我开讲之前吃点东西，不然很可能没胃口。”
11
五分钟后，他来到她所坐的长椅上。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个一英尺长的大热狗和两个装了柠檬水的纸杯。她拿了一个热狗和一杯水，把后者放在旁边的长椅上，然后严肃地看着他。“也许你不应该再请我吃饭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海报上那种流浪儿了。”
“我喜欢请你吃饭，”他说，“你太瘦了，罗西。”
诺曼可不是这么说的，她心想，但想想各种场景，他说的应该不能算对。她也不知道究竟谁说的是对的，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想到了《飞跃情海》那种电视剧中各种人物不算特别高明，但还算巧妙的机智回答。目前这种情况下，她确实很需要来点那种俏皮话。我太傻了，忘了随身带个编剧，她心想。她没说话，低头看着那个德国酸菜热狗，并伸手去捏上层的面包。她的额头皱了起来，嘴紧紧抿起来，仿佛这是家族中从母亲到女儿代代相传的某种神秘进食前的仪式。
“那就给我讲讲诺曼的事吧，罗西。”
“好，让我想想从哪儿讲起。”
她咬了一口热狗，回味着酸菜对舌尖的刺激，然后喝了一小口柠檬水。她突然想到，讲完以后，比尔可能不再想认识她了。这女人竟然能与诺曼这样的生物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他应该只会对她感到恐惧和厌恶，但现在才担心这样的事情已经太晚了。她张开嘴，开始说话。声音还挺稳的，这对她起到了一种镇定作用。
她从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讲起。女孩在头发上系了一条粉丝带，觉得自己超级漂亮。一天晚上，这个女孩去看大学校队的篮球比赛，因为她的“未来家庭主妇会议”被临时取消了，所以她在父亲来接她之前突然多出了两个小时的空闲。或者，她说，她只是想让人们看看她戴着那条丝带的样子有多漂亮，而学校的图书馆几乎没什么人。看台上有一个男孩坐在她旁边，穿着印有字母的夹克，身材高大，肩膀很宽，是大四学生，本应该在球场上与其他球员一起奔跑，却在12月因为打架被开除出队了。她就这么讲了下去，听着自己嘴里吐露的言语，她本以为这些话一辈子都不会讲，只会带进坟墓。当然，网球拍的事情她不会说，这个她一定会带进坟墓的。但她讲了诺曼在蜜月时咬了她，而她努力说服自己这是出于爱；还有拜诺曼所赐的流产，以及打脸与打背有着至关重要的不同。“所以我尿频。”她边说边低头，紧张地朝自己的双手笑笑，“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善。”她对他讲述结婚后不久，他用打火机烧她的脚趾尖和手指尖；特别好笑的是，诺曼戒烟后，这项折磨就停止了。她告诉他，那晚诺曼下班回家，一言不发地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膝上放着晚餐，但没吃。丹·拉瑟播完新闻后，他就把盘子放在一边，拿起沙发那头桌子上的铅笔，用笔尖戳她。他戳得很使劲，她很痛，皮肤上留下了痣一样的小黑点，但他还没有使劲到戳出血的程度。她告诉比尔，还有些时候，诺曼伤她更重，不过从没有哪次比那次更让她害怕，主要是因为他的沉默。她努力与他沟通，想找出问题何在，但他就是不回答，只会在她后退的时候跟着她走（她并不是想逃跑，不然很可能像把硫黄火柴扔进火药桶），不回答她的问题，也不理会她五指张开伸出来的手。他用铅笔不停地戳她的胳膊、肩膀和胸部以上的地方——她穿的是那种贝壳衫，开了微微的圆领——每当那钝钝的笔尖戳进她的皮肤，他都会发出轻微的爆破音：噗！噗！噗！最终，她被逼得蜷缩在墙角，膝盖顶住乳房，双手搭在脑后，他跪在她面前，一脸严肃，几乎算得上专注了。他不断用铅笔戳她，发出那种声音。她告诉比尔，当时她确信他会弄死她，她将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被铅笔刺死的女人……而她记得当时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不能尖叫，因为邻居会听到，她不想这样被发现，至少别在还活着的时候，这太可耻了。然后，就在她确信自己要不顾一切开始尖叫的时候，诺曼走进了浴室，关上了门。他在里面待了很久，于是她想跑——快跑，跑出门，跑到任何地方——但当时是晚上，而且他在家。她说，如果他出来发现她不见了，就会追上她，抓住她并杀死她，这一点她很清楚。“他可能会像拧断鸡骨头一样拧断我的脖子。”她头也不抬地告诉比尔。不过，她曾向自己许诺，一定会离开；只要他再动手，就离开。但那晚之后，他很久没对她动手。可能有五个月吧。等到他再对她动手的时候，一开始还没那么糟糕，她对自己说，如果能忍受被人用铅笔一遍又一遍地戳，挨几拳头也没什么。她就一直这样想着，直到1985年，事件突然升级了。她告诉他，那一年因为温迪·亚罗的麻烦，诺曼有多么可怕。
“你就是在那一年流产的，对吧？”比尔问。
“是的，”她对着自己的双手说，“他还打断了我一根肋骨。可能是两根吧。我其实不太记得了，是不是很可怕？”
他没有回答，于是她赶紧继续说了下去，告诉他最糟糕的（当然流产除外）就是那些长时间的、可怕的沉默。诺曼就那样看着她，从鼻孔发出粗重的呼吸声，听起来像一只准备冲锋的动物。她说，流产之后，情况稍微有了点改善。她告诉他，最终自己开始出现失神恍惚，有时候坐在摇椅上会失去时间概念，有时她布置着晚餐桌，听着诺曼的车开进车道的声音，会突然意识到自己一天中冲了八次甚至九次澡。通常都是关着浴室灯洗的。“我喜欢在黑暗中洗澡。”她仍然看着双手，不敢抬头，“就像在一个湿乎乎的壁橱里。”
最后，她给他讲了安娜的电话，她那么急匆匆地打过来，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安娜了解到一个报纸上没写的细节，警方隐瞒这个细节是为了排除可能收到的假供词或无效线索。彼得·什洛维克被咬了三十多口，尸体至少有一个部位失踪。警方认为，凶手已经把这个部位带走了……无论方式如何。在一起参加治疗时，安娜听过罗西·麦克伦登的故事（她在这个城市接触的第一个重要的人是安娜的前夫），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咬人者。可能也没什么关系，电话里安娜很快补充了这么一句。但，话说回来……
“咬人者，”比尔轻声说，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他们是这样叫他那样的人的？这是个专用术语？”
“我想是的。”罗西说。然后，也许是因为怕他不相信自己（用诺曼的话说，他会认为她在“编造情节”），她微微扯了下自己身上穿的那件粉色T恤，露出肩头，给他看那里的一圈白色旧伤疤，仿佛被鲨鱼咬过。那是第一个伤疤，她的蜜月礼物。然后她翻起左前臂，给他看另一个。这个伤疤让她想到的不是被咬的经历，出于某种原因，她联想到了几乎完全隐没在葱郁草丛中那洁白光滑的石脸。
“这个流了挺多血的，然后感染了。”她告诉他，语气像在转述很寻常的讯息——比如奶奶之前打来过电话，或者邮递员送来了一个包裹，“不过，我没有去看医生。诺曼带了一大瓶抗生素回家。我吃了药就好了。他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可以从他们那里搞到各种东西。他把这些人称为‘爸爸的小帮手’，仔细想想还挺好笑的，是不是？”
她大部分时间还是低着头说话，盯着紧握在膝上的双手，但终于壮着胆子迅速抬头看了他一眼，想判断一下他对自己说的这些话做何反应。眼前的男人让她惊呆了。
“怎么了，”他声音嘶哑地问道，“怎么了，罗西？”
“你在哭。”她说，自己的声音也颤抖起来。
比尔一脸惊讶。“不，我没哭。至少我觉得我没哭。”
她伸出一根手指，在他眼睛下面轻轻画了一个半圆，把指尖举起来给他看。他咬着下唇，仔细看了看。
“而且你也没怎么吃东西。”他盘子里还剩下半个热狗，抹了芥末酱的酸菜从面包之间挤出来。比尔把托盘扔进长椅旁的垃圾桶里，又回头看着她，心不在焉地擦拭着脸颊上的泪痕。
罗西心中不知不觉弥漫起一种无望的确定。现在他就该发问了，问她为什么还要和诺曼在一起。她倒不会从公园长椅上站起来离开（就像4月之前，她也没有离开过威斯特摩兰街的那所房子），但这将成为两人之间的第一道障壁，因为这是个她无法回答的问题。她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和他在一起，就像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最终就因为一滴血，她的生活就翻天覆地。她只知道那所房子里最好的地方就是淋浴间，黑暗、潮湿、蒸汽缭绕；有时在维尼的椅子上待半个小时感觉就像五分钟；如果你生活在地狱，问“为什么”就没有任何意义。地狱是无缘无故的，和她一起参加治疗的女人都明白这一点，没有人问她为什么留下来。她们知道答案，她们是通过亲身经历知道答案的。罗西觉得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能知道网球拍的事情……甚至知道比网球拍还糟糕的事情。
然而，比尔最终开口问的那个问题，和她的预期居然大相径庭，弄得她一时间不知所措。
“他有多大可能杀了1985年那个给他找大麻烦的女人？那个温迪·亚罗？”
她很震惊，但并非被问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时的那种震惊。她的震惊，仿若在某个难以置信的地方，奇迹般地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他直截了当问出来的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在她脑海中隐隐地盘旋着，却从未说出口，因此她也没能完全组织好语言。
“罗西，我刚才问你，你觉得有多大可能——”
“我觉得可能性……嗯，很大，说实话。”
“她那么死了，他就好办了，对吧？他就不用眼睁睁看着整件事情在民事法庭上公之于众了。”
“对。”
“如果她被咬了，你觉得报纸会写这事吗？”
“我不知道，也许不会。”她看了看表，迅速站起身来，“哦，天啊，我得走了，立刻就走。罗达想在12点15分继续，现在已经12点10分了。”
他们起步往回走，肩并着肩。她发现自己希望他能再伸出胳膊搂着她，脑中又有两个声音，一个告诉她别太贪心，另一个（“现实理智女士”）叫她别自找麻烦——而此时，他就那样搂住了她。
我应该是爱上他了。
因为这想法毫不惊人，才又催生了下一个想法：不，罗西，我想这其实已经是昨日的大新闻了。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安娜说了警察的事吗？”他问道，“有没有让你去某个地方报个警？”
被环在他臂弯里的她，身体僵硬起来，体内涌上肾上腺素，感觉口干舌燥。这一切只需要听到那一个词，“警察”。
所有警察都是兄弟。诺曼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过她，执法部门是个大家庭，警察都是兄弟。罗西不清楚这话真与否，不知道他们能彼此照顾支持——或彼此打掩护——到何种程度，但她清楚，诺曼时不时带回家来的那些警察和他本人相像得可怕，也清楚他从没对其中任何一个有过一个字的微词。即便是他的第一任搭档，那头狡猾、贪婪的老蠢猪，叫戈登·萨特韦特的，诺曼对他其实很厌恶。当然还有哈利·比辛顿，他的爱好（至少在“丹尼尔斯府”的时候）是用目光把罗西的衣服扒个精光。哈利得了某种皮肤癌，三年前就提前退休了，但在1985年，里奇·本德/温迪·亚罗事件被压下去的时候，他就是诺曼的搭档。如果事情的发展符合罗西的推测，那么哈利就是为诺曼出头了，可谓是全力支持、两肋插刀，而且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也有份。他这么做是因为执法部门是个大家庭，警察都是兄弟。警察看世界的方式与那些朝九晚五的人（即诺曼口中“去凯马特买东西的人”）不同；警察看到的世界脱去了外壳，内部神经在热烈运行。这让所有的警察都与常人不同，也让其中的一些非常不同——除此之外，还有诺曼。
“我绝不会接近警察，”罗西语速很快地说，“安娜说我不用报警，也没人能强迫我报警。警察是他的朋友，他的兄弟。他们互相照顾，他们——”
“放轻松，”他的语气略微有点惊慌，“没关系，放轻松。”
“我没法放轻松！哎，你真的不明白。说实话，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给你打电话，说不能再见你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情况……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不知道他和其他那些警察是什么关系。如果我去找这里的警察，他们会向那里的警察询问。如果其中某个人……和他共事的人，凌晨3点和他一起盯梢的人，能把性命托付给他的人……”她想到的是哈利，那个眼睛盯牢在她胸部挪不开的哈利，那个在她坐下来时，眼睛总扫向她裙边的哈利。
“罗西，你不必——”
“我有必要！”她语气中的凶狠已经完全不像自己了，“要是有那么一个警察知道怎么联系上诺曼，就一定会联系他的。他会说是我报的警。要是我把地址给警察了——要是报警，他们是一定要你登记地址的——他也会把地址给他的。”
“肯定没有任何警察会——”
“你自己家里住过警察吗？他们在你家玩过扑克，或者看过《黛比办了达拉斯》吗？”
“这个……倒是没有，没有的，但是……”
“我有过。我听过他们聊天，我知道他们怎么看待别的人和别的事。他们就是那么看的，觉得那些都是‘别的’。就连最好的警察都是这样。一边是他们……一边是去凯马特买东西的人。就是这样。”
他张开嘴想说点什么，但不确定到底要说什么，然后又闭上了嘴。诺曼可能会因为某些警察内部通消息而发现她在特伦顿街的地址，这个设想有某种说服力，但这并非他不说话的主要原因。她脸上的表情（做出这个表情的女人，回到了并不快乐的过去，心里充满着憎恨与不情愿）表明他无论说什么话都不可能说服她。她很害怕警察，就这么简单。而以他的年纪阅历也足以明白，并非所有恶魔般的恐惧都能被单纯的逻辑成功杀死。
“而且，安娜也说我没必要报警。安娜说如果真是诺曼，先见到他的会是他们，而不是我。”
比尔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她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她已经开始行动了。她给我家——就是我来的那个地方——一个女性团体发了传真，告诉她们这事件的可能原因，询问是不是可以给她发一些关于诺曼的信息。短短一个小时之后，她们就传真回来一大堆东西，包括一张照片。”
比尔挑了挑眉毛。“效率很高，尤其在上班时间之外。”
“在我们那边，我丈夫已经是个英雄了，”她无精打采地说，“可能已经有一个月不用付酒钱了。他负责的小组破获了一个大型团伙贩毒案。他的照片连续两三天上了报纸的头版。”
比尔吹了声口哨。也许她的偏执恐慌到底还是没那么严重。
“接受安娜请求的那个女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罗西说了下去，“她给警察局打电话，问能不能让诺曼接电话。她编了个大谎，说自己的团体想给他颁个‘女性表彰奖’。”
他想了一下，突然大笑起来。罗西也淡淡地笑了一下。
“值班警长查了下电脑，说丹尼尔斯警长在休假。他说应该是在西部某个地方。”
“但他可能是在这里度假。”比尔若有所思。
“是的，如果有人受伤害，那都是我的——”
他伸出双手放在罗西肩膀上，把她转过来。她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他感觉到她想要退缩，这种表情以奇怪而全新的方式伤了他的心。九岁之前，他曾一直在宰恩美国中心参加宗教学习班和美国犹太教堂青年组织，此时他突然想起在那里听到的一个故事。故事大概说的是，在先知的时代，人们有时会被石头砸死。当时他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惩罚形式，比枪击行刑或电椅更严重，是一种无论犯了什么罪都不应该采用的处决形式。现在，想到诺曼·丹尼尔斯对眼前这个可爱的女人所做的事情，看着她那脆弱而易碎的脸庞，他想着，也许他的罪应该受此惩罚。
“别说是你的错，”他告诉她，“又不是你让诺曼那样做的。”
她眨了眨眼，仿佛以前还从未这样想过。
“说到底，他怎么就能找到这个叫什洛维克的人呢？”
“他成了我，就找到了。”她说。
比尔看着她。她点了点头。
“这听起来是很疯狂，但其实并不疯狂。他真的能做到。我亲眼见过他这样做。可能他就是这么破获那起毒品案的。”
“预感？直觉？”
“没这么简单。几乎可以说是‘心灵感应’了。他称之为‘拖钓’。”
比尔摇了摇头。“我们说的是个特别怪的人，对吧？”
这反应惊到了她，她竟笑了一声。“哦，天啊，你根本想不到有多怪！总之，‘女儿与姐妹’的姐妹们都看过他的照片了，会特别提防他，尤其是在周六野餐会上。有些姐妹会带防身的狼牙棒来……到关键时刻她们会记得用的。这是安娜跟我说的。这些我听着都觉得不错，但之后她又说：‘别担心，罗西，我们以前也受过这种惊吓。’于是我又不太好了。因为一个男人被杀了，而且他是个好人，在那个可怕的车站救了我。不能简单称之为一场‘惊吓’。”
她越说越大声，语速又快了起来。他握住她的手，轻轻抚摸着。“我懂的，罗西，”他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对她起到舒缓安抚的作用，“我懂这不仅仅是惊吓。”
“她以为她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说的是安娜——以前，有喝醉的男人朝窗户扔了砖头，或者在周围晃悠，等着老婆出来拿早报的时候往她身上吐口水；安娜都报警了。她就以为经历过大事了，但她绝对没遇到过像诺曼这样的事情，而且她根本不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很害怕。”她顿了顿，努力控制住自己，然后抬头对他笑了笑，“总之，她说我根本不用管，至少这个时候还不用管。”
“我很高兴。”
科恩大厦就在前面不远处。“我的头发，你什么也没说，”她又抬起头来，这次是迅速而羞涩的一瞥，“是不是因为你没注意到，或者并不喜欢？”
他瞥了一眼，咧嘴笑了：“我注意到了，而且很喜欢，但心里挂念着别的事情——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弄得你心烦意乱，我很抱歉。”她的确抱歉，但也对他的心烦意乱感到高兴。和诺曼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过哪怕一点点类似这样的感觉呢？不记得了。她倒是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看赛车的时候，他在一块毯子下面对她动手动脚。但至少在这一刻，其他的一切记忆都很朦胧。
“头发的灵感来自画中的女人，对吧？就是我们第一次见的那天你买的那幅。”
“也许吧。”她小心翼翼地说。他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奇怪？可能其实是因为这个，他才没对她的发型发表任何评论？
但他又惊了她一下，这次可能比他问起温迪·亚罗还要更让她惊讶。
“大部分女人改变发色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变了发色的女人，”他说，“很多时候男人都假装不知道她们变了发色，但其实心里很清楚。但是你……感觉你那天进店时的头发才是染过的，而现在才是本身的发色。可能你听着像是最离谱的谎话，但这是事实……而且金发通常看起来是最不真实的。不过，你也应该像画中女人那样扎个辫子。那会让你看起来像个维京海盗公主。性感得要命。”
“性感”这个词仿佛在她心中按下了一个巨大的红色按键，启动了既具有强大吸引力又非常令人警觉的知觉感受。我不喜欢性，她想，我没享受过性。但是——
罗达和柯特迎面走来。四个人在科恩大厦年代久远的旋转门前相遇。罗达两眼放光，好奇地上下打量着比尔。
“比尔，这两位是我的同事，”罗西双颊的潮热不降反升，“罗达·西蒙斯和柯蒂斯·汉密尔顿。罗达、柯特，这位是——”有那么深渊般黑暗的一秒钟，她发现自己竟然完全记不起这个对她来说已经很重要的男人的名字。不过，好在她又想起来了。“比尔·斯坦纳。”她介绍完毕。
“很高兴认识你。”柯特说着和比尔握了握手。他朝大楼瞥了一眼，显然随时要把头塞回耳机之间。
“俗话说，罗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罗达说着也伸出手。腕上的细长手链无声地晃动着。
“我的荣幸，”比尔说完又转身看着罗西，“我们周六还去吗？”
她拼命犹豫了一下，接着点点头。
“我8点半来接你。记得多穿点。”
“我会的。”她感觉脸颊的潮红已经一路往下，蔓延到全身，把乳头都变硬了，甚至还让她手指发麻。他看她的样子，再次击中了那个“热键”，但这次没那么可怕了，更多的还是吸引。她突然被一种冲动击中了——很可笑，却强烈得惊人——她想张开双臂抱住他……想用双腿夹住他……把他当一棵树，在他身上爬。
“好的，那么到时见了。”比尔说。他弯下腰，在她嘴角轻啄一下，“罗达、柯蒂斯，很高兴认识你们。”
他转身走了，吹着口哨。
“我替你说，罗西，你的品位真是太好了，”罗达说，“那双眼睛！”
“我们只是朋友，”罗西尴尬地说，“我跟他……”她渐渐没了声音。解释如何认识他一下子好像变得很复杂，而且很让人难堪。她耸耸肩，紧张地打了个哈哈：“嗯，你懂的。”
“是的，我懂。”罗达边说边注视着比尔远去的背影，然后回头看了看罗西，爽朗地笑了起来，“我确实懂。在我这么一副老女人的残破躯壳中，跳动着一颗浪漫的真心。这颗心希望你和斯坦纳先生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话说回来，你准备好重新开始了吗？”
“好了。”罗西说。
“现在你……你的其他事情基本上搞定了，应该会表现得比今天上午好些了吧？”
“我相信会好很多。”罗西说。而且她说到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