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稹公然与朝廷叫板后，朝野哗然，昭义立时成为天下瞩目的焦点。武宗皇帝极为重视，召集群臣廷议，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在京官员均参加了会议。绝大多数大臣认为对回鹘作战方酣，回鹘乌介可汗尚未就擒，朝廷力量有限，应当对藩镇姑息妥协，就势授予刘稹昭义节度使官职。

只有宰相李德裕一人反对，并举出了种种理由，称：“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旨用儒臣。顷者李抱真成立此军，身殁之后，德宗尚不许继袭。及刘悟作镇，长庆中颇亦自专，属敬宗因循，遂许从谏继袭。开成初，于长子屯军，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与郑注、李训交结至深，外托效忠，实怀窥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刘稹管兵马。若不加讨伐，何以号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则藩镇相效，自兹威令去矣！”认为昭义是临近京都的战略要地，绝不能任其步河朔藩镇世袭旧例，坚决主张对刘稹用兵平叛。

李德裕这一番话表面慷慨激昂，其实也暗藏私心。当年刘从谏得以世袭父职，是因为暗中以大量金钱贿赂宰相李逢吉及权宦王守澄，而李逢吉曾举荐牛僧孺，素与李德裕相互倾轧。彼时李逢吉虽死，但牛党首领人物牛僧孺、李宗闵依旧在世，时时对李党构成巨大威胁。而正好牛党与昭义关系密切，李德裕必须得借此事大做文章，彻底打压住牛党。

武宗虽然信任李德裕，但因即位不久，心中对昭义是否攻之必克尚有顾虑，是以犹豫不决。关键时刻，手握神策军兵权的宦官势力站在了李德裕一方。甘露之变后，刘从谏与大宦官仇士良交恶，双方势同水火，都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此时仇士良虽死，但其势力犹在。且武宗自即位以来，一再采取措施抑制宦官势力，宦官亦大有危机，想要趁机转移皇帝注意力，因而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等实力派宦官均积极主张出兵讨伐昭义。

武宗本人也倾向于出兵，除了想借此立威之外，还因当年国舅萧本一案而极端厌恶刘氏。皇帝既有了倾向，当即力排众议，独纳宰相李德裕意见，兴兵讨伐刘稹。李德裕不忘打击政敌，称太子宾客李宗闵与昭义关系密切，将其贬为湖州刺史。宦官一党亦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通力协作，约束监军不得预军政。

会昌三年（843年）五月，武宗发兵征讨昭义，以石雄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率河中、成德、魏博、河东等各路藩镇人马进讨刘稹。石雄因击破回鹘而声名鹊起，深为武宗及宰相李德裕赏识，朝廷赏赐极为丰厚。石雄将所有财物置于军门，自依士卒之例先取一匹，其余皆分付将士，士卒感动不已，乐为效死。

刘稹也不是真心要对抗朝廷，见皇帝动了真格，心中害怕，遂派人求见前宰相李石，表示愿举族归降，请李石居中调停。李石将实情上报后，右拾遗崔碣上疏建议接受刘稹投降。但李德裕却断定此乃刘稹缓兵之计，不许受降，并敦促石雄进兵，右拾遗崔碣亦被贬斥出朝。

在朝廷重兵压境的压力下，昭义内部分裂，昭义大将郭谊杀刘稹及其宗族家小，将其首级函送京师。宰相李德裕厌恶郭谊卖主求荣，命河中节度使石雄率七千人入潞州，设计擒郭谊等人，押送京师斩首。之前依附刘氏的前宰相王涯、李训等人遗属也一并被杀，连死去的刘从谏亦被剖棺暴尸。据说这是宰相李德裕事先与宦官的约定——宦官支持出兵昭义，但李德裕必须得铲除甘露之变叛臣王涯等人的遗孽余烈。

只是唐廷亦为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战争费用庞大，耗尽国库所积⁽¹⁾，宰相李德裕更是以山东三州之地让给河北三镇中最桀傲不驯的魏博，以换取魏博出兵。而军队将士为邀功亦大肆滥杀无辜。日本僧人圆仁当时正游历长安，记录道：“彼兵众惊惧，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封刀，于街衢而斩三段，两军兵马围着趋之。如此送来相续，不绝兵马。寻常街裹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泥土为泥看人满于道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缭乱。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元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两军健儿每斩人了，割其眼、肉吃。诸坊人皆云：‘今年长安人吃人！’”

然党争还在继续。昭义平定后，宰相李德裕上奏称牛僧孺、李宗闵为相时，多方姑息刘从谏，以成今日之患。又命石雄查寻牛僧孺、李宗闵与刘从谏交往书信，然一无所得。彼时牛僧孺为东都留守，想到甘露之变后全仗前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面弹压，南衙才勉强得以在北司的重压下重新站起来，而今李德裕执掌南衙大权，仅因个人私怨，便大兴干戈，将刘氏满门杀得干干净净，连几岁的小孩子也不放过，不由得出声叹息。河南府少尹吕述受命监视牛僧孺，如获至宝，立即将这一声叹息上奏，再经李德裕一番添油加醋后，武宗皇帝勃然大怒，下诏将牛僧孺、李宗闵流贬广东偏远之地。

武宗自登上皇位后，先是一举击破回鹘乌介可汗，又成功削弱宦官权势，逼迫大宦官仇士良致仕，至今昭义讨平后，意气风发，又见吐蕃赞普达玛遇刺、内乱不止，便欲收复河湟故地。只是昭义一仗耗尽了府库积蓄，国家财政无以为继，武宗遂学习达玛之法，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抑佛运动。

大唐立国后，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也曾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这其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

唐高祖曾经明确地道：“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足见利用儒学维系现实的宗法制度是皇帝优先要考虑的问题。儒学生于中国本土，其在治国上的核心内容为：强调夷夏之别，重华夏，轻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等级之别，要求上下尊卑，井然有序，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强调忠孝，要求臣忠于君，子孝于父，臣子绝对服从君父。这些要点有利于加强皇权统治，能从根本上维护统治秩序，而佛教和道教恰好都不同时具备这些要点。因此自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尽管历朝历代有一些帝王出于喜好或其他目的，袒护佛教或道教，但却没人敢彻底废除儒学。

隋代时，朝廷出于某种需要，对佛教进行了大力扶持，仅隋文帝在位期间，剃度僧人数目多达二十三万，导致佛教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社会力量。隋末时，僧人高昙晟趁官府下令设斋作法事、百姓前来拜佛、人员大集之机，纠集僧人五千多起事，一举杀死县令及镇守的军将。高昙晟自称大乘皇帝，立尼姑静宣为邪轮皇后，建元法轮。由此可见，佛教徒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势力。

就连唐朝平定天下时，也必须要借助沙门的力量——唐高祖李渊称帝前，为积蓄力量，曾暗中笼络才能出众的僧侣，如僧人法雅，“黠慧过人，懂拈阄战阵之术”，李渊将其笼络在自己麾下，命儿子们对其礼拜。李渊起兵太原时，又命法雅秘密参与机要之事，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后来法雅功成身退，为化度寺住持；唐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率军围击割据洛阳的王世充，联合了少林寺武僧，由此演变出著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认为马邑⁽²⁾沙门“雄情果敢，烽耀屡举”，从中选拔出两千武艺高强的僧人，充兵两府。然一旦统一天下，便要建立朝廷新秩序，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何种态度对待佛教，便成为大唐皇帝不容回避的问题。

武德四年（621年），还俗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唐高祖，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认为佛教蛊惑人心、盘剥民财、消耗国库，请求朝廷采取措施，减少僧尼数量，“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傅奕有扶道抑佛的出发点，但他也讲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佛教寺院广占土地、隐匿人口、聚敛财物，直接与国家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确实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对皇帝而言，需要权衡的还有更多。佛教在中国已经流行传播了六百年左右，势力强大，更为可虑。唐高祖颇为犹豫，认为公然采取措施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在当时都不合适，便征询太子李建成的意见。李建成与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交往密切，竭力为佛教辩护。法琳以护法者自居，也多次来到殿堂，为佛教申辩。唐高祖一时不能决定，便将傅奕上表暂时搁置。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疏，这次言辞更加激烈，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他前后七次上疏，坚决请求罢除佛教。

而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借此机会展开对佛教的抨击，由此掀起了唐初引人瞩目的佛道之争。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转奏唐高祖。法琳则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对道教进行回击。佛道之争日益烈化，事情进入白热化状态。

这场发生在唐初时期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大辩论，主要是从两教的教义立论。两方均是为了争得唐高祖的支持，极力为自己巧言辩饰，对对方进行夸大其词的攻击。佛教代表法琳意识到道教的决胜因素在于唐朝皇室自称为道教始祖李耳⁽³⁾后人，只有否定李耳的“皇宗”的地位，才能取得与道教平等的竞争位置，有可能在与道教的较量中取胜。为此，法琳在《辩正论》中有不少涉及李氏皇室溯源之处，指出李唐皇室真正的宗源谱系，并非李耳后人。

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皇权高高在上，被着意突出，宗教力量根本无法与其抗衡。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有崇拜世俗权力的传统，由此演变为崇拜帝王，甚至神话帝王。许多帝王的出生都记载有异象，实际上就是刻意神话的结果。唐朝建立之初，面临许多问题，极需神权的扶持，以抬高皇室，打击旧贵族势力。而道教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已经有了地利上的优势，加上道教始祖李耳姓李，无异能给唐皇室增添无上的荣耀和神圣。法琳不懂得唐皇室尊崇道教李耳自有其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他这样掀皇帝家族的老底，无异于与李氏皇室作对，其实是相当危险之举。唐高祖开始尚顾忌唐朝新立，而佛教已成势力，不敢轻易首肯傅奕的提议，见事情越闹越大，不得不出面调停，搞了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教论坛”，即将儒、释、道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请国士徐匡讲孝经、僧人慧诚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由陆明德评析三人阐述的优劣得失。但这不过是形势上的文章，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作为开国皇帝的唐高祖，所关心的重点并不是教义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如何利用三教来加强切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他对佛教或者道教的兴趣，仅仅限于与皇权利益一致的方面。

唐高祖将傅奕上疏交给群臣讨论，大多数大臣偏袒佛教，尚书右仆射萧瑀更是挺身而出，当面与傅奕争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支持傅奕。但唐高祖本人很认可傅奕的观点，尤其对沙门道士逃避赋役深恶痛绝。武德九年（626年）四月，唐高祖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定后，最终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同时被抑制的还有道教，下诏沙汰⁽⁴⁾全国的僧、尼、道士、女冠，修炼精深的僧道，可迁到大寺观，供给衣食，而其他的则强令还俗，返归故里；京城保留佛寺三所，僧人千余，道观二所，各州各留一所，其余均废除。

虽然表面看来，佛寺比道观多出了一所，但并非偏护佛教。隋朝时，佛寺和佛教徒的数量已远远超过道观和道教徒的数量，因此，唐高祖重新规定佛寺只比道观多出一所，实际上是有意偏护道教。之所以如此，则是为了抬高李姓的地位。特意下诏叙三教⁽⁵⁾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唐高祖还多次幸终南山老子庙，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对道教的支持。这样，虽然依旧是三教共存，佛教却被刻意排在了三教中的最末位。皇帝对佛道的不同态度也许并不是佛道兴衰的唯一原因，但因为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对佛道二教的发展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于是，这场发生在唐初的佛道之争，由于皇权的介入，最终以佛教落了下风而告终。

对佛教而言，幸运的是，就在唐高祖下令抑制佛教后不久，其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位，是为唐太宗。唐太宗即位后，立即废止了其父限制佛教发展的诏令，但这不过是他巩固权力的手段，皇帝其实对佛教没有任何兴趣。

唐太宗即位之初，便召见积极反佛的傅奕，问道：“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可独不悟其理？”傅奕回答说：“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认为佛教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傅奕生平恶佛，他生病的时候，有一名西域僧人来到长安，自称擅长咒术，能咒人立死。傅奕十分鄙视，请求唐太宗命此僧人咒自己，结果他没死，那名西域僧人反倒死了。又有一婆罗门僧人带着“佛齿”来到唐朝，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砸碎佛齿，傅奕立即命他的儿子用羚羊角将“佛齿”击碎。他是唐初最坚定的反佛代表，称佛教是“妖胡乱华，举世皆惑”。唐太宗本人对佛教持完全消极的态度，也很认可傅奕一再强调的佛教消耗国库的观点，尤其他意识到不少人用出家作为逃避赋税的手段，已经成为多年来的积弊，因此在即位后不久就采取手段惩治非法出家逃避赋税的人，下诏不许私度僧尼，犯者处以死刑。唐太宗还认为僧尼不拜亲生父母违反世俗，下令僧尼、道士必须致拜父母，由此开中国皇帝之先河。

不过，在政权尚不稳固的情况下，唐太宗也对佛教表示了有限的友好，于贞观初两次下诏普度僧尼，邀请僧人玄琬为皇太子李承乾及其他皇子授“菩萨戒”，并专门为玄琬造了一座普光寺。又修建战地诸寺，专门为战死疆场的将士做法事，以超度亡灵。又为太武皇帝祈求冥福，在终南山建龙田寺，命法琳为住持。

这种表面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傅奕再次上书贬低佛教，“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佛教徒再次予以回击，佛道二教之争再次燃起。纪国寺僧人慧净予以回击后，名僧法琳又写了一篇《齐物论》，驳斥了傅奕等人。佛道双方正你来我往，争论日益激烈，引起了朝野之间广泛的关注。在这样的状况下，唐太宗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他明确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实际上就是强调儒学，间接表明了“兴道抑佛”的政策。

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唐太宗正式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公然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他其实也不信道教，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只不过出于政治的需要，不得不大做表面文章。因为唐朝皇帝竭力尊崇道教始祖李耳是皇帝的祖宗，道士、女冠的位次自然就排在僧尼之前了。但佛教徒却没有意识到佛道二教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已经成为体现唐朝皇室尊卑等差的因素，还很不服气，推选法琳上表抗争，唐太宗当然没有理睬。僧人智实等人还不服气，接连上表攻击道教，指责道教“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实是左道之苗”，宣称若道士“位在僧尼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唐太宗由此下令，凡不服者予以杖击。智实仍表示不服，结果受到朝堂杖责，不久即病卒。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所宠信的道士秦世英将法琳当年所写的《辩正论》翻了出来，指出这篇文章明目张胆地攻击道教始祖李耳，有意讪谤皇帝的祖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得知后大怒，立即下诏沙汰僧尼，并逮捕法琳加以推问。当年十月二十七日，由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韦悰、司空毛明素等重臣一起推问法琳，法琳犹自坚持己见，不肯屈服。十一月十五日，唐太宗亲自审问，法琳更是当面顶撞，指出李唐皇室并非老子后人。唐太宗勃然大怒，判法琳死刑。十一月二十日，因法琳曾在文中提到“念观音者，临刃不伤”，唐太宗再次下诏，令法琳在狱中念观音七天，到期后再行刑。其实颇有嘲讽的意味。七天后，唐太宗询问法琳念观音念得感想如何，法琳学了乖，回答得十分机智：“七日以来，未念观音，惟念陛下。”唐太宗听了很是喜悦，于是赦免法琳死刑，改为流放。法琳本人已近七十岁高龄，经历这场牢狱之灾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最终于流放途中患病去世，途中还作《悼屈原篇》，以叙己志。

至此，唐初第二次大规模的佛道之争依旧以佛教落败而告终。

随着时间的流逝，唐朝的经济、文化蒸蒸日上，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应该是他总结之前统治经验、重新评估佛道政策的结果。贞观十五年（641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生母窦太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还特意为之前自己崇道抑佛的政策辩护，说：“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贵为皇帝，却要如此郑重地向弘福寺寺僧解释自己的宗教政策，可见唐太宗此时对佛教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年，刚好是文成公主入藏的一年，佛教开始在藏地流传。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失败，还受了箭伤。归国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家事、国事均不能如意的情况下，皇帝已经有信仰佛教的倾向。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下诏，称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当时全国有寺三千七百余所，每寺五人，加上弘福寺的五十人，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这是唐朝自立国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回想起唐太宗昔日禁止私自出家、违者处死的严令，回想起他一再指责佛教庸俗无益的话语，不由得不让人联想到唐朝的先道后佛的政策，到此时已经有了实质上的变化。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正值夏季，长安天气炎热，一向不信佛的唐太宗突然邀请高僧玄奘一齐到长安南五十里的翠微宫避暑同住，谈玄论道，问及佛教中有关因果报应等问题。即使是一代天骄，也有他无法克服的魔障，英雄一世的唐太宗突然问及轮回和因果报应，显然心中有太多不安。尤其是他当年杀兄除弟，有悖常理，内心难免忧虑。玄奘做了详细讲解后，唐太宗深以为然，由此感叹说：“朕共师相逢恨晚，不得广兴佛事。”实际上，这话并不是说皇帝才刚刚认识玄奘，而是指他对佛教的兴趣才刚刚开始，这可以看作是临终时的一种皈依，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英雄到老皆归佛。”十分可惜的是，尽管唐太宗有心兴佛，但一切都来不及了，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为了给唐太宗心灵以抚慰，玄奘留在翠微宫，加快翻译《心经》。唐太宗去世前两天，《心经》翻译完成，他由此成为这部经的第一个读者。也许在太宗皇帝那如惊涛骇浪般不能平静的心中，玄奘及佛经带给了他最后的安慰，恰如玄奘弟子慧立所言：“帝少劳兵事，纂历之后，又心存兆庶。及辽东征罚，栉沐风霜。旋旆已来，气力颇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既遇法师，遂留心八正，墙堑五乘，遂将息平复。”

尽管如此，唐太宗生前仍然明确支持道教，而他的侍妾武则天后来夺取了李姓天下，便刻意地反其道而行之，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兴佛抑道”的政策，扶持佛教为国教，广建寺庙，排挤道教。她一生之中，曾两次迎奉佛骨⁽⁶⁾。后来的唐中宗、唐睿宗虽恢复了大唐江山，将道教排在佛教之上，但受母亲武则天的影响，亦崇佛敬佛，佛教势力日益壮大。中唐以后，大唐历经安史之乱，徭役日重，百姓多借出家来逃避。寺院又倚仗免税特权，乘均田制度破坏，大肆扩充庄园，与国家争利，在经济上盈利丰厚。武宗拿佛教开刀，即出于充实国库考虑，为收复河湟失地做准备。只是这场灭佛运动，比之前唐高祖、唐太宗的抑佛要猛烈过火得多——

全国只留少数寺庙和僧人，其余寺院均予拆毁，其财产田地皆由朝廷没收，并勒令天下僧尼还俗。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一时间社会沸腾，人人惊恐。经过一番折腾后，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没收寺院所属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收缴的铜像、钟磬送归盐铁使铸钱，铁佛像由各州收缴，铸造农器。天下被迫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余人，皆遣送回原籍，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连来中国学习的日本僧人圆仁等人也被迫还俗，不得不四处流离，以逃避官府迫害。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光王李怡因娶大宦官仇士良孙女仇凌儿，背后自有一股势力，又传说其人手中握有大唐镇国之宝玉龙子，武宗一直视其为最大威胁，多方加以迫害。李怡在宦官维护下，勉强保住性命，出逃京师，传闻其人逃到某座寺庙出家为僧，武宗禁佛，实是要搜查捉拿叔叔李怡⁽⁷⁾。

会昌灭佛后，宰相李德裕置备边库，令户部每年入库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盐铁使每年入库钱帛十二万缗匹，以为收复吐蕃侵占河陇之地军资。然大唐饱经安史之乱、外敌扰边、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专权等一系列忧患，已是暮气沉沉，种种兴复举措，多只是流于表皮。武宗每每有力不从心之感时，便愈发沉迷于神仙之术。

不管事实如何，武宗禁佛的同时，又竭力恢复道教权威，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静等人，在禁中建造望仙楼，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好服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凡劝谏大臣均被贬斥出朝。武宗未立皇后，后宫中以才人王连儿最得宠幸。王连儿小心翼翼地劝道：“陛下日服丹药，无非是想求得长生不老，现在却日益消瘦，形似枯槁，应当小心谨慎，少服才好。”武宗不以为然地道：“朕要的就是换骨。”

然长寿丹越服越多，武宗身子越来越不舒服，先是狂躁不安，喜怒失常，继而卧床不起。赵归真等人恐惧异常，便指斥是武宗宠妃王连儿暗中作祟。武宗这才知道才人王连儿原来是故宰相王涯孙女，且一直在往宫外暗通消息。武宗大怒，当即召王连儿到榻前，赐其自尽。王连儿唱《何满子词》，亦未能打动武宗心肠，最终含恨而死。知名当时的大诗人张祜有诗吟诵此事：“偶因歌态咏娇，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又有诗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武宗赐死王连儿后，自己也未能捱多久，很快撒手西去，终年三十三岁。

武宗死后，宦官拥立光王为帝，李怡改名李忱，是为唐宣宗。宣宗一登上皇位，便杖杀赵归真、刘玄静等道士，又大力贬斥以宰相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不久，李德裕病死在贬所，为害数十年的牛李之争以李党完全失败而告终。

名将石雄因为是李德裕提拔，亦未能逃过一劫，被收走兵权，软禁在京师，不久即郁郁而终。一说为仇敌所害。石雄击破回鹘乌介可汗，大肆屠杀归降的回鹘咀没斯部属。在平定昭义时，又大杀已经归降的昭义将士及前宰相王涯等人遗属，虽是奉朝命行事，但数千条人命的血债终究要算到他个人头上，惹下的仇家极多。他既已失势，为宣宗皇帝猜忌，也无人追查他的真正死因。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与李党同时失势的还有太皇太后郭念云。宣宗皇帝生母为郑琼罗，因受宪宗皇帝宠爱而被郭念云迫害打压，一度不得不装死来逃过迫害。而今宣宗即位，郑琼罗否极泰来，成为当朝太后，追忆往事，当然对郭念云多有曩怨。郭念云大怒，却又无可奈何，遂登上临近大街的兴庆宫勤政楼⁽⁸⁾，欲跳楼自杀，打算以死将宣宗皇帝母子恶待自己的事情张扬出去。但宫人惧祸，及时扯住了郭念云。宣宗闻讯后震怒，当晚郭念云即暴毙于兴庆宫中，显赫了数朝的郭氏家族就此败落。宣宗还不准郭念云与宪宗合葬景陵。太常官王暤上书道：“后乃宪宗东宫元妃，尚父汾阳王之孙，升平公主之女，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唐宣宗不听，将王暤贬官外放，只将郭念云葬于景陵外园。

另外还有一件极引人注目的事——唐宣宗除了追复大宦官仇士良官爵外，还追封武宗才人王连儿为贤妃，对外称王连儿是为武宗殉情而死，当予以表彰，并将其葬于端陵之柏城，为仅有的陪葬端陵之嫔妃⁽⁹⁾。至于王连儿为何能独得宣宗青睐，内中实大有可玩味之处。

回鹘乌介可汗也死在了这一年，因内乱被国相逸隐啜所杀，仅比武宗皇帝多活了三个月。然大唐依旧面临外患。吐蕃大将论恐热乘武宗卒后唐廷忙于治丧，率党项及回鹘余部扰边。河东节度使王宰⁽¹⁰⁾以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为前锋，击败论恐热。

论恐热又率残兵大掠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论恐热的暴虐行径，不但令河西民众愤慨，就连他的部下也怨望不平，“皆欲图之”。敦煌张议潮暗中结交豪杰已久，正密谋起事，见论恐热失去军心民心，便以青龙剑为号召，率众起义。汉人纷纷响应，争相与吐蕃军拼命。张议潮一举收复沙州，驱逐吐蕃节儿。

此时，“春风不度玉门关”已经将近七十年，唐廷对河西之事情一无所知。张议潮完全可以据地称王，雄霸一方，然他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后，立即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向唐廷报捷，以示虔虔归唐之心。

沙州和长安之间相隔千里，中间当道的凉州等地仍然被吐蕃控制。为了确保消息送到长安，张议潮一共派出了十队信使，每队信使都带着相同的文书，经由不同方向的沙漠，绕过吐蕃人控制的河西诸城后，再向长安进发。信使中不少人是僧侣，其中就有敦煌高僧悟真。这主要是考虑到佛教在河西势力庞大，由僧侣来送信，更利于掩护。

这是一个相当悲壮的故事，其曲折动人之处不亚于任何一部传奇。身负使命的信使们与沙州军民庄重道别后，英勇地踏上了艰难行程。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机会到达目的地，而绝大部分人将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没有一个人回头。昔日荆轲刺秦，宾客于易水送别，荆轲慷慨悲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激越，闻者无不动容。离去时，荆轲亦不曾回头看一眼。千年之后，敦煌信使们“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烈，与荆轲并无分别，令人唏嘘感慨。

十队信使无一例外地进入了莽莽大漠，奔向不同的方向，各自面临九死一生的考验。这是一群舍生忘死的英雄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在史书中留下名字。其中的九队，要么死在了吐蕃军的追击下，要么迷失了方向，被埋葬在了无情冷酷的大漠中。只有向东北方向进发的那支队伍，由敦煌高僧悟真率领，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唐军要塞天德城。天德军防御使李丕惊讶感动于这群近乎从天而降的使者，立即以最大的热情护送他们前往长安。在李丕的协助下，悟真等人于大中四年（850年）正月抵达了长安。这时候，离张议潮在敦煌起事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

这支满身尘土的信使队伍感动了所有人。长安官民争相涌上大街，用最真诚的欢呼来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英雄。大诗人杜牧亦在人群中，激动万分地写下《辄献歌咏》一诗道：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
汉武惭夸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师。
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
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自河西为吐蕃占领后，河湟就成了大唐心中的隐痛，念念不忘，却又遥不可及。谁也想不到，在万里之外的敦煌，悄然出了一个叫张议潮的英雄人物，平息了烽火，圆了大唐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这是何等的惊喜！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击案而起，欣然赞叹道：“关西出将，岂虚也哉！”

在派出信使后，张议潮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缮甲兵，耕且战”，积极备战，逐渐展开收复河西诸城的计划，到咸通二年（861年），终于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唐人薛逢听说张议潮率军攻克河西重镇凉州后，非常兴奋，写有七绝《凉州词》道：“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

至此，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复归唐朝。唐宣宗遂于沙州建归义军，统领瓜沙等十一州，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这是唐廷第二次建归义军，此军号最初为回鹘咀没斯部而设，足见在唐廷心中，沙州军民与回鹘外族无异，投唐只是归义。再联想到前归义军回鹘将士尽被唐将石雄屠戮的下场，不免令人有所感怀。然有了张议潮和十队信使的故事，人类也可以存在更多的信心。历史上总会有英雄人物出现，而英雄非凡的勇气、意志及信念，犹如有源之水，永远不会枯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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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道：“打潞府兵众，每日用廿万贯钱。诸州搬载不及，又京城库物欲尽。有敕分欠百司判钱，随官尊卑，纳钱多少，用充打潞府兵粮。各州府官，皆同比例。”圆仁为日本佛教天台宗僧人，835年受日本政府派遣，以请益僧的身份渡海到中国留学，因风浪船翻，渡海失败。838年第三次航行成功，抵达中国扬州。初住扬州开元寺，半年后迁山东登州赤山法华院，以后再到山西五台山礼文殊菩萨，840年至京城长安。唐武宗发起会昌禁佛后，被迫留发还俗，辗转中国各地，于847年从登州乘船回国。在京都比督山延历寺任第三世天台座主。864年圆寂于比睿山，清和天皇赐予“慈悲大师”谥号，为日本佛教史上僧人获赐大师称号之始。圆仁用汉文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10年在华经历。书中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地理、人情、风俗、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为一个外国人所见的第一手资料，尤为宝贵，被称为东方四大游记之一。

(2) 马邑：今山西朔县。

(3) 李耳：即老子。魏文帝曹丕时期，中国形成了所谓的九品官人的士族制度，其崇尚门第郡望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唐朝李氏虽然出身陇西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唐高祖攀附道教始祖李耳作祖先，以抬高李姓地位，增强从隋朝手中夺取天下的合法性。

(4) 沙汰：淘汰、整顿意，指强令部分僧尼还俗。

(5) 三教：指儒学、佛教、道教，书中只是沿用习惯说法，称儒学为儒教并非认为其就是宗教。

(6) 佛骨：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的遗骨被称为佛骨，也叫舍利子，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的宝物。佛教传入中国后，佛骨随之也传到中国，但由于佛骨数量很少，中原只有长安法门寺（今陕西宝鸡法门寺）佛塔中藏有释迦牟尼的一个指骨。每三十年开一次塔，把舍利取出，让人瞻仰、参观。唐代皇帝为了表示对佛家的尊崇，不时将佛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

(7) 传说光王李怡在河南淅川香严寺避难，法名琼俊。不过不少史家，如北宋司马光，认为李怡曾被唐武宗迫害及出家为僧是没有根据，因正史中没有相关记载。宋诗人苏轼有诗云：“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无人。”

(8) 勤政楼：兴庆宫著名建筑，因楼额题有“勤政务本之楼”而得名。传说唐明皇与兄弟友爱，为与兄弟同乐而建成二楼：勤政楼与花萼楼。另一说二楼实为一体，两侧分别题有“勤政务本之楼”和“花萼相辉之楼”。勤政楼前是公开的广场及大街，人来人往，此即郭念云选此楼自杀的原因。

(9) 宣宗追封武宗才人王氏为真人真事。《旧唐书》记“德妃王氏”陪葬端陵，但《唐会要》中陪葬端陵的仅“贤妃王氏”一人，“德妃王氏”应为“贤妃王氏”的笔误。

(10) 王宰：王智兴之子，王智兴即石雄前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