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那边是什么？哦，该死。
这个人说这些话时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熟悉，但这些话本身只是一段不连贯的对话，那种用遥控器快速换台时听到的声音。她的生活中没人叫弗洛伊德。不过，这只是开始。甚至在她看到那个穿红背带裙的小女孩之前，就有这些不相干的话了。
但正是这个小女孩使它变得强烈起来。“哦——哦，我有了那种感觉。”卡萝尔说。
穿红背带裙的女孩在一个名叫卡森的乡村市场前——里面有啤酒、葡萄酒、蔬菜水果、新鲜饵料、彩票，蹲在那里，屁股贴着脚踝，鲜红的裙摆掖在大腿间，玩着一个洋娃娃。这个娃娃黄头发，脏兮兮的，是那种身体圆溜溜、没有骨头的填充娃娃。
“什么感觉？”比尔问。
“你知道的。那种你只能用法语表达的感觉。帮我想想。”
“似曾相识。[1]”他说。
“对。”她说，又转过头看了小女孩一眼。她会抓着那个娃娃的一条腿，卡萝尔想，抓着一条腿，让它倒过来，脏兮兮的黄头发垂下来。
但小女孩却把娃娃扔在了商店表面龟裂的灰色台阶上，走过去看一只关在旅行车后面的笼子里的狗。然后，比尔和卡萝尔·谢尔顿在路上拐了个弯，商店就不见了。
“还有多远？”卡萝尔问道。
比尔抬起一根眉毛看着她，嘴角旁出现一个酒窝——左侧眉毛上挑，右侧出现酒窝，总是这样。这种表情是在说，你以为我很开心，但我真的很生气。这是婚后的第九十万亿次，我真的很生气。但你并不知道，因为你只能往我内心里看两英寸，再往深处看你的视力就失效了。
但她的视力比他想象得好：这是婚姻的秘密之一。也许他也有一些秘密。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秘密。
“我不知道，”他说，“我从没来过这里。”
“但你肯定我们走对了路吧。”
“穿过堤道到了萨尼伯尔岛，就只有一条路了，”他说，“那条路一直到科帕奇，并在那里结束。在此之前，我们会经过棕榈屋。我向你保证。”
他的眉毛开始变平，酒窝开始消失。他正在回到她所认为的伟大境界。她也讨厌伟大境界了，但厌恶程度不如那眉毛和酒窝，或是当你说了什么他觉得愚蠢的话时他讽刺地说“你说什么”，或是当他想深思熟虑和审慎的时候，习惯性地嘟起下唇。
“比尔？”
“嗯？”
“你认识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人吗？”
“有个弗洛伊德·丹宁。高三的时候，我俩一起经营楼下救世主耶稣像旁边的小吃店。我跟你说过他的事，对吗？一个周五，他偷了卖可乐的钱，和他的女朋友去纽约度周末。他们停了他的职，开除了他女朋友。你怎么会想到他？”
“我不知道。”她说。这比告诉他和他一起上高中的弗洛伊德并不是在她脑海里跟她对话的弗洛伊德要容易得多。至少，她觉得不是。
你管这个叫第二次蜜月，她想，看着867号公路两旁的棕榈树，一只白鸟像愤怒的传教士一样沿着路肩向前跳，还有一块写着“塞米诺尔野生动物园，十美元一辆车”的牌子。佛罗里达，阳光之州。佛罗里达，好客之州。更别提，佛罗里达，第二次蜜月之州了。二十五年前，马萨诸塞州林恩的比尔·谢尔顿和卡萝尔·谢尔顿——之前是卡萝尔·奥尼尔——第一次来佛罗里达州度蜜月。只不过那次是在另一侧，大西洋岸边的一个小木屋里，抽屉里还有蟑螂，他不停地对我动手动脚。不过没关系，那时候我想被他触碰。天哪，我想像《飘》里的亚特兰大一样被人点燃，他点燃了我，重建了我，之后再一次点燃我。现在已经是银婚了，二十五年是银婚。有时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他们正驶进一个弯道，这时她想道，路的右侧有三个十字架，两侧各一个小的，中间一个大的。两个小的都是木头拼成的，中间的那个是白桦木，上面挂着一张照片，一张十七岁男孩的小照片。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驾车经过这个弯道，结果汽车失控了，那成了他最后一次喝醉，他的女友和朋友在这里做了标记。
比尔驾车驶过弯道。一对身形丰满、羽毛油亮的黑乌鸦啪啦一声从粘在碎石路面上的什么东西上跳开。两只鸟吃得那么尽兴，卡萝尔还以为它们不会躲闪。没有十字架，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只有路中间一只路毙的动物，一只啄木鸟之类的动物，此刻被一辆从未进入梅森-迪克森线[2]北侧的豪车轧过。
弗洛伊德，那边是什么？
“怎么了？”
“嗯？”她惊讶地看着他，感觉有些疯狂。
“你坐得笔直。背部痉挛了吗？”
“有点轻微痉挛。”她略微往后靠了一些，“我又有那种感觉了。那种似曾相识。”
“这会儿没了吗？”
“是的。”她说，但这是撒谎。那感觉消退了一点，仅此而已。她之前有过这种感觉，但从未像这样连续不断。它涨上来又落下去，从未离开。自从那个叫弗洛伊德的声音出现在她脑海里，她就有这种感觉了——然后是那个穿红色背带裙的小女孩。
但是，她真的从未感觉到其中任何一个吗？它真的是从他们步下里尔35[3]的阶梯、走进迈尔斯堡酷热的阳光时开始的吗？或是更早，在从波士顿出发的路上？
他们正驶近一个十字路口，头顶上有一盏闪烁的黄灯，这时，她想，右侧是一个二手车停车场，还有一个萨尼伯尔社区剧院的招牌。
然后她想，不，就像不在这里的十字架一样。这是一种强烈的感觉，却是一种错误的感觉。
十字路口到了。右边是二手车停车场——棕榈谷汽车公司。卡萝尔看到后真的吓了一跳，一种比不安更尖锐的刺痛。她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傻了。佛罗里达到处都有停车场，就算你预测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平均下来你迟早也会成为预言家。这是一个使用了数百年的伎俩。
此外，没有剧院的标志。但是有另外一个招牌。是圣母马利亚——她童年时代的阴魂，伸着双手，就像祖母在她十岁生日送她的那个吊坠上的一样。祖母把它塞到她手里，把链子绕在她的手指上，说：“一直戴着它，因为艰难的日子就快来了。”好吧，她一直戴着的。在天使之后文法中学时期，她一直戴着它，然后是圣德保罗高中。她戴着吊坠，直到胸脯长到像平凡的奇迹一样围绕着它，然后在某个地方，也许是在去汉普顿海滩的班级旅行中，她把吊坠丢了。在回家的巴士上，她第一次舌吻。布奇·苏西就是那个男孩，她能尝出他刚吃过的棉花糖的味道。
那个早已丢失的吊坠上的马利亚和这个广告牌上的马利亚表情一模一样，那种让你为自己的思想不纯洁而感到内疚的人，即使你所想的只是花生酱三明治。在马利亚的头像下面，牌子上写着：“愿慈善之母帮助佛罗里达的无家可归者——你不帮助我们吗？”
嘿，马利亚，怎么回事……
这次不止一个声音。有许多声音，女孩的声音，唱颂歌的鬼魂的声音。有平凡的奇迹，也有平凡的鬼魂。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明白了。
“你怎么了？”她对这声音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她对那眉毛和酒窝的熟悉程度。比尔的“我只是在假装生气”的语气，意味着他真的生气了的语气，至少是有点生气。
“没什么。”她尽力对他微笑。
“你看起来真的有点不对劲。也许你不该在飞机上睡觉。”
“你也许是对的。”她说，不只是为了讨他喜欢。毕竟，有多少女人在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来科帕奇岛度第二次蜜月呢？而且是小型喷气式飞机包机往返？在那些你的钱根本算不上钱的地方待上十天（至少在万事达信用卡月底咳出账单之前是这样），如果你想要按摩，一个瑞典大美女就会来你六居室的海滨别墅里用手捶你？
事情一开始就不一样。比尔是她高中时在一个城际舞会上认识的，三年后在大学里又相遇了（这又是一个平凡的奇迹）。结婚后，比尔开始当大厦管理员，因为计算机行业没有空缺职位。那是在一九七三年，计算机基本没什么前途，他们住在里维尔一个肮脏的地方——不是在海滩上，但离海滩很近，整晚人们都爬上楼梯，从住在他们楼上公寓里的两个灰黄的家伙那里买毒品——没完没了地听着六十年代的烂唱片。卡萝尔经常睁着眼躺在那儿，等着喊声响起，心想：我们永远也无法离开这里了，我们会渐渐老去，听着沙滩上奶油和蓝色欢呼乐队的音乐和碰碰车声死去。
比尔上完班筋疲力尽，总能在嘈杂中睡着，侧卧着，有时一只手搭在她的胯部。如果手没放在那里，她经常会把它放在那里，尤其是当楼上的家伙和顾客争吵的时候。比尔是她唯一的财产。当她嫁给他时，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他是天主教徒，却是另一种天主教徒。奶奶曾问她，所有人都看出他是个窝囊废，她为什么还要和这个男孩约会，她怎么会听信他那些蠢话，她为什么要伤她父亲的心。她又能说什么呢？
从里维尔的那个地方到一架在四万一千英尺高空翱翔的私人飞机有很长一段距离，离这辆租来的维多利亚皇冠汽车很远——黑帮电影里的混混们总是称它为“维克皇冠”——要去一个地方待上十天，那里的浴缸可能有……好吧，她甚至都不愿去想。
弗洛伊德？……哦，该死。
“卡萝尔？又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前方的路边有栋粉色的平房，门廊两侧种着棕榈树，看到这些穗状的树枝映在蓝天上，她想起日本零式战机俯冲而来，翼下的机枪喷着火舌，显然，这样的联想是因为小时候电视看多了——当它们飞过时，一个黑人妇女会出来，她正用一块粉色毛巾擦干双手，面无表情地看着它们飞过，维克皇冠里的富人们朝科帕奇驶去，他们不知道卡萝尔·谢尔顿曾睁着眼躺在月租九十美元的公寓里，听着楼上传来的唱片声和毒品交易声，内心充满了活力，让她想起派对上落在窗帘后面的一支香烟，那支香烟很小，没人看见，却在布料旁慢慢地燃烧着。
“亲爱的？”
“我说了没什么。”他们驶过那所房子。没有女人。一个老头——白人，不是黑人——坐在摇椅上看着他们经过。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膝上搭着一条和房子同样颜色的粉色毛巾。“现在没事了。只是急着到那儿换条短裤。”
他的手碰到了她的胯部——那是他起初经常碰的地方——然后又向里移动了一点。她想过阻止他（罗马人的手和俄国人的手指，他们都这么说），但是没有。毕竟，他们是在度第二次蜜月。而且，这也会让那个表情消失。
“也许吧，”他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你知道，在裙子脱下来之后，短裤提上去之前。”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她说着，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更加用力地按在她身上。前面会有一个指示牌，当他们走得足够近时，就会看到上面写着棕榈屋，向左三英里。
实际上，牌子上写着棕榈屋，向左两英里。再过去还有一个牌子，又是圣母马利亚，她伸出两只手，头上通了电的发光的圆圈并不太像一个天使光环。这个牌子上写着愿慈善之母帮助佛罗里达的病人——你不帮助我们吗？
比尔说：“下一个应该是‘缅甸刮胡子’。”
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这显然是一个笑话，所以她笑了。下一个牌子上会写着“愿慈善之母帮助佛罗里达的饥民”，但她不能告诉他。亲爱的比尔。亲爱的那有时愚蠢的表情、有时模糊的暗示。他很可能会离开你，你知道吗？就算你挺过去了，那也可能是你能获得的最好的运气了。这是她父亲说的。亲爱的比尔，只要他能证明一次，就这关键的一次，她就能说她的判断力比她父亲好得多。她仍然嫁给了那个被她奶奶称为“吹牛大王”的男人，也付出了代价。没错，但那条古老的定律怎么说的来着？上帝说，拿走你想要的……然后付钱。
她的头有点痒。她心不在焉地挠着，等着下一个慈善之母的广告牌。
尽管说来可怕，但是当她失去孩子以后，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就在比尔在128号公路上的海滩电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之前。就在那时，计算机行业的第一股变革之风吹了起来。
她失去了孩子，流产了——他们都这么认为，也许除了比尔。当然，她的家人都相信这一点：爸爸，妈妈，奶奶。“流产”是他们说的，如果真有的话，流产是一个天主教的说法。嘿，马利亚，怎么回事，她们有时一边跳绳一边唱，感觉很勇敢，感觉很罪恶，她们的制服裙子在结痂的膝盖处上下翻飞，那时她在天使之后文法中学，在那里，如果被发现在句型时间注视窗外，安农恰塔修女会用尺子敲你的指关节，多麻提拉修女会告诉你一百万年只不过是永恒之钟的第一秒（以及你可能会下地狱，大多数人都会，这很容易）。在地狱里，你的皮肤会一直燃烧，你的骨头会被烤焦。现在她在佛罗里达，坐在维克皇冠汽车里，坐在她丈夫旁边，他的手还放在她的胯部。裙子会起皱，但谁在乎呢，只要能去掉他脸上的那个表情，那种感觉为什么就不能停止呢？
她想到一个邮箱，侧面用漆写着“拉格伦”，前面有个美国国旗图案的贴纸。虽然出现的邮箱上的名字是“里根”，贴纸是感恩而死乐队，但邮箱确实存在。[4]她想到一只小黑狗轻快地沿着路的另一侧慢跑，低着头，用鼻子嗅着，而那只小黑狗确实在那儿。她又想到了广告牌，没错，就在那里：愿慈善之母帮助佛罗里达的饥民——你不帮助我们吗？
比尔在指着什么：“在那儿——看见了吗？我想那就是棕榈屋。不，不是广告牌的位置，是另一边。他们为什么允许人们把这些东西竖在这里呢？”
“我不知道。”她的头痒，她抓了抓，黑色的头皮屑开始从她眼前飘落。她看着自己的手指，惊恐地发现指尖上的黑点，就好像有人刚提取了她的指纹。
“比尔？”她用手梳理她的金发，这一次头屑更大了。她看到那不是一块块皮肤，而是一片片纸。其中一片上有一张脸，从各种烧焦物的缝隙里往外看，就像一张脸从被修补过的底片里往外看一样。
“比尔？”
“怎么了？怎……”然后他的声音完全变了，这比汽车突然转弯更让她害怕，“天哪，亲爱的，你头发里是什么？”
那张脸似乎是特雷莎修女的脸，还是因为她一直在想天使之后文法中学？卡萝尔把它从裙子上拿下来，打算拿给比尔看，但她还没来得及给他看，它就被捏碎了。她扭头看向他，看见他的眼镜正融进他的脸颊。一只眼睛从眼窝里冒了出来，然后裂开，就像一颗充满了血的葡萄。
我知道这一点，她想，甚至在转身之前，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有那种感觉。
一只鸟在树上鸣叫。广告牌上，马利亚伸出双手。卡萝尔试图尖叫。试图尖叫。
“卡萝尔？”
是比尔的声音，从一千英里以外传来。然后他的手——不是把她的裙子塞进她的腿间，而是放在她的肩膀上。
“宝贝，你没事吧？”
她睁开眼睛，看到了灿烂的阳光，听到了里尔喷气发动机持续的嗡嗡声。还有别的东西压迫她的鼓膜。她越过比尔略带忧虑的脸看向机舱温度表下面的刻度盘，发现高度降到了二万八千英尺。
“要着陆了？”她说，声音听起来有些模糊，“这么快？”
“是很快，对吧？”他听起来很高兴，好像他在开飞机，而不只是付钱坐飞机，“飞行员说我们将在二十分钟后降落在迈尔斯堡。你吓了一大跳，姑娘。”
“我做了个噩梦。”
他笑了——那种“你可真傻”的做作的笑她真的很讨厌：“宝贝，第二次蜜月不准做噩梦。是什么噩梦？”
“我不记得了。”她说，这是事实。只有一些碎片：比尔的眼镜在脸上融化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她们有时会唱的三四首跳绳禁歌之一。这首是这样的：嘿，马利亚，怎么回事……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其余的她想不起来了。她能记得叮当乱响，我看到了爸爸的大幽谷，但她不记得关于马利亚的那首了。
马利亚帮助佛罗里达的病人，她想，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嘟的一声响，飞行员打开了安全带灯。他们开始了最后的下落。让疯狂的吵闹开始吧，她想，然后勒紧了安全带。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他问，同时勒紧了自己的安全带，这架小型喷气式飞机穿过一块满是肿块的云，驾驶舱里的一名飞行员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飞行又恢复了平稳，“因为，通常你醒来后还能记得。即使是噩梦。”
“我记得天使之后文法中学的安农恰塔修女。句型时间。”
“这么说，确实是一场噩梦。”
十分钟后，起落架嗡嗡地落下。五分钟后他们着陆了。
“他们应该直接把车开到飞机旁边。”比尔说，已经开始了胡扯。她不喜欢他这样，但至少她不像讨厌他那种开怀大笑和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那样讨厌。“我希望没出什么岔子。”
没有出岔子，她想，这种感觉席卷了她的全身。再过一两秒钟，我
就可以从我这边的窗户看到它了。那是你的佛罗里达度假专车，一辆该死的白色大凯迪拉克，或者一辆林肯……
是的，它来了，这证明了什么？嗯，她想，证明了有时候当你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时，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真的会发生。不是凯迪拉克，也不是林肯，而是维多利亚皇冠——马丁·斯科塞斯电影中的黑帮会毫无疑问地称之为维克皇冠。
“哇。”她一边说，一边由他扶着走下台阶，下了飞机，炎热的太阳让她头晕目眩。
“怎么了？”
“没什么，真的。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这是梦的残留。我们以前来过这里，类似这种感觉。”
“这只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仅此而已。”他说着，吻了吻她的脸颊，“来吧，让疯狂的吵闹开始吧。”
他们朝汽车走去，比尔把驾照给开车过来的那个年轻女子看。卡萝尔看见他瞄了一眼她裙子的下摆，然后在她手里的笔记板上签字。
她会让它掉落，卡萝尔想。这种感觉现在是如此强烈，就像在游乐场玩转伞的时候转得太快了，突然间，你意识到自己正慢慢从快乐的国度堕入恶心的王国。她会让它掉落，比尔会说“哎哟”，然后帮她捡起来，顺便更近地看一眼她的腿。
但是赫兹租车公司的女士没有掉落笔记板。来了一辆白色的小型摆渡车，把她送回巴特勒航空公司的航站楼。她最后对比尔笑了笑——对卡萝尔，她完全没有理睬——然后打开了副驾驶的门。她抬脚向上，然后滑倒了。“哎哟，别着急。”比尔说着，抓住她的胳膊肘，扶住她。她朝他莞尔一笑，他又最后看了一眼她那姿态优美的双腿，卡萝尔站在他们越垒越多的行李旁边，心想：嘿，马利亚……
“谢尔顿太太？”是副机长，他拿着最后一个包，包里装着比尔的笔记本电脑，他看上去有些担心，“你没事吧？你的脸色很苍白。”
比尔听到这话，目光从正在驶离的白色摆渡车上转过来，一脸焦虑。如果她对比尔最强烈的情感是她对比尔唯一的感情——那现在已经持续二十五年了，当她发现了秘书的事时，她就该离开他了。一个金发伊卡璐女孩般的人儿，太过年轻以至于都记不住伊卡璐的宣传语“如果我只有一次生命”。但是，她对他还有其他感情。例如，还有爱。静止的爱。穿着天主教学校制服的女孩们毫不怀疑的爱，一种既不美好也不中用，又很难死去的东西。
此外，不是只有爱才能把人联系在一起。还有秘密，以及你为保守秘密付出的代价。
“卡萝尔？”他问她，“宝贝？你还好吧？”
她想告诉他不好，她感觉不好，她快要溺水而死了，但还是挤出笑容，说：“只是天太热了，我觉得有点头晕。把我弄上车，打开空调，我会没事的。”
比尔抓住她的胳膊肘（卡萝尔想，不过我敢打赌你肯定没瞄我的腿。你知道腿上面有啥，对吗？），扶着她朝维克皇冠走去，就好像她是个老太太。等车门关上，凉风吹拂着她的脸，她确实感觉好一点了。
如果那种感觉再回来，我就告诉他，卡萝尔想。我必须说。太强烈了。这不正常。
好吧，似曾相识从来就不正常，她想——它一部分是梦，一部分是化学反应（她确信自己读到过这个，也许在某个医生的办公室里，等着她的妇科医生去勘探她已经五十二岁的阴门的时候），一部分是因为大脑中的错误放电，导致新体验被误认为旧数据。管子上一个短暂出现的洞，热水和冷水混在一起。她闭上眼睛，祈祷它消失。
哦，马利亚，纯洁无罪，请为我们这些求助于你的人祷告。
求求你（“哦，求……求你。”她们过去常这么说），不要再回到教区学校了。这本该是个假期，不是……
弗洛伊德，那是什么？哦，该死！哦，该死！
弗洛伊德是谁？比尔认识的唯一一个弗洛伊德就是弗洛伊德·多宁（或许是达林），那个和他一起经营小吃店的家伙，那个和他女朋友一起跑去纽约的家伙。卡萝尔不记得比尔什么时候告诉她那个家伙的事了，但她知道他说过。
停下，姑娘。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砰的一声关上思绪之门吧。
这招奏效了。还有最后的耳语——怎么回事——然后她就只是卡萝尔·谢尔顿了，在去科帕奇岛的路上，跟她著名的软件设计师丈夫一起去棕榈屋的路上，去向海滩和朗姆酒饮料，以及重金属乐队演奏着《玛格丽塔维尔》的路上。
他们经过了一个帕布利克斯超市。他们经过一个照看路边水果摊的黑人老头，他让她想起了三十年代的演员和你在美国电影频道上看到的电影，一个穿着工作服、戴着圆顶草帽、满嘴说着“是的，老板”的老家伙。比尔和她闲聊，她也跟他闲聊。她略微惊讶地发现，那个从十岁到十六岁每天戴着圣母马利亚吊坠的小女孩成了这个身穿唐娜·凯伦裙子的女人——那对住在里维尔公寓里的绝望的夫妇，就是这两个开车行驶在一条郁郁葱葱的棕榈道上的富人——但事实就是如此。住在里维尔的日子里，有一次他喝醉酒回到家里，她打了他，打得他眼睛下面都出了血。有一次，她害怕下地狱，半醉半醒地把腿架在钢制的马镫[5]上，心想：我受了诅咒，来接受天谴了。一百万年，这不过是永恒之钟的第一秒。
他们在堤道收费站边停下，卡萝尔想，收费员前额左侧有个草莓形的胎记，跟他的眉毛混在一起。
没有胎记——收费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家伙，四十多岁，或是五十出头，铁灰色的寸头，戴着角质架的眼镜，那种说“祝你们玩得愉快，好吗”的家伙——但那种感觉又开始回来了，卡萝尔意识到，现在她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她确实知道，起初并非全都如此，但是，当他们靠近41号公路右侧的小市场时，几乎一切都是了。
市场叫科森市场，前面有个小女孩，卡萝尔想，她穿着一条红背带裙，有个洋娃娃，一个脏兮兮、黄头发的旧娃娃，她把它放在商店的台阶上，好去看一辆旅行车后面的狗。
结果市场的名字是卡森，而不是科森，但其他的一切都相符。当白色的维克皇冠驶过时，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把严肃的脸庞转向卡萝尔，一张乡下女孩的脸，尽管卡萝尔不知道一个穷人家的女孩拿着一个脏兮兮的黄头发洋娃娃在富人的旅游胜地做什么。
这就是我问比尔还有多远的地方，只不过现实中我不会问。因为我要打破这个循环，走出这个深坑。我不得不这么做。
“还有多远？”她问他。他说只有一条路，我们不可能迷路。他说他向我保证我们会顺利到达棕榈屋。顺便问一下，弗洛伊德是谁？
比尔扬起一根眉毛，他嘴边的酒窝出现了。“等过了堤道，上了萨尼伯尔岛，就只有一条路了。”他说。卡萝尔几乎听不到他说话，他还在说路的事，她丈夫两年前跟秘书在床上度过了一个肮脏的周末，冒着失去他们的一切的风险，比尔当时是另外一张脸，是那个卡萝尔的奶奶警告中让她伤心的比尔。后来比尔跟她解释，说自己实在没控制住，她想尖叫出来，我曾经为了你杀了一个孩子，至少是那孩子存在于世的可能。你知道这个代价有多大吗？这就是我得到的回报吗？到了五十多岁，发现丈夫要跟一个伊卡璐女孩上床？
告诉他！她尖叫起来。让他靠边停车，让他做任何会让你自由的事——改变一件事，就改变了一切！你能做到——如果你能把脚放进那些马镫，你就能做任何事情！
但是她什么也做不了，一切都过得更快了。两只吃得太多的乌鸦从午餐旁飞走了，她丈夫问她为什么那样坐着，是抽筋了吗，她说，是的，是的，背部抽筋了，但正在好转。她继续咕哝着“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好像她没有被溺在其中一样；维克皇冠继续向前行驶，就像里维尔海滩上的碰碰车一样。右边是棕榈谷汽车公司。左边呢？是某个当地社区剧院的招牌，《淘气的玛丽达》。
不，是马利亚，不是玛丽达。圣母马利亚，耶稣的母亲，圣母马利亚，上帝的母亲，她伸出双手……
卡萝尔一心想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因为正在开车的是正常的比尔，正常的比尔还能倾听她说话。被倾听就是婚姻之爱的意义所在。
什么也说不出来。在她的脑海里，奶奶说：“艰难的日子就快来了。”在她的脑海里，一个声音问弗洛伊德那是什么，然后说：“哦，该死！”然后尖叫道：“哦，该死！”
她看了看时速表，发现不是以英里每小时计的，而是以千英尺每小时计的：他们的速度是两万八千英尺，而且在下降。比尔说她不应该在飞机上睡觉，她表示同意。
一栋粉色的房子越来越近，比一间平房大不了多少，房子周围种着棕榈树，就像你在“二战”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棕榈树的叶子中间，里尔喷气式飞机俯冲而来，机枪喷着火舌……
喷着火舌。热得烫手。突然，他手里的杂志一下子变成了火把。圣母马利亚，上帝之母，嘿，马利亚，怎么回事……
他们驶过那栋房子，那个老人坐在门廊上看着他们经过，无框眼镜的镜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比尔的手在她胯部建立了滩头阵地。他说他们可以停下来休整一下，在她脱下裙子和穿上短裤之间，她同意了，尽管他们永远也到不了棕榈屋。他们要沿着这条路一直开下去，他们是为了这辆白色的维克皇冠而存在，这辆白色的维克皇冠是为了他们而存在，永永远远，阿门。
下一个广告牌上写的是棕榈屋，两英里。再下一个广告牌上写的是愿慈善之母帮助佛罗里达的病人。他们能帮帮她吗？
现在她明白了，不过已经太晚了。她开始像看到亚热带的太阳在他们左边的水面上闪闪发光那样看着这一片光，想着自己一生中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罪，如果你喜欢“罪”这个词的话。上帝知道她父母和奶奶肯定喜欢，这个罪，那个罪，把吊坠戴在这两个正在变大、男孩子盯着看的东西中间。多年后，她和自己的新婚丈夫在炎热的夏夜躺在床上，知道必须做出决定，知道时钟正嘀嗒作响，烟头正在缓慢燃烧，她记得做了那个决定，没有大声告诉他，因为对一些事情你可以保持沉默。
她的头痒，她挠了挠，黑色的碎屑从她面前盘旋飘下。在维克皇冠的仪表盘上，时速表停在了一万六千英尺上，然后爆炸了，但比尔似乎没有注意到。
这时前面来了一个邮箱，邮箱正面贴着一张感恩而死乐队的贴纸；又来了一只小黑狗，低着头，忙着小跑，天哪，她的头好痒啊，黑色的碎屑像尘埃一样从空中飘落，其中一片上面画着特雷莎修女的面庞。
愿慈善之母帮助佛罗里达的饥民——你不帮助我们吗？
弗洛伊德。那是什么？哦，该死。
她又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东西。看到了上面的那个词，三角洲。
“比尔？比尔？”
他的回答很清晰，却来自宇宙的边缘：“天哪，亲爱的，你的头发里是什么？”
她从腿上抓起烧焦了的特雷莎修女面庞的残骸，递给他，她嫁的那个男人的老掉的版本，那个跟秘书上床，却也从那些认为只要你点燃足够多的蜡烛、穿着蓝色上衣、严格遵守经过允许的跳绳韵律，就能永远活在天堂的人手里救了她的男人。一个炎热的夏夜，楼上进行着毒品交易，铁蝴蝶第九十亿次唱着《在一片活力之地》，她和这个男人躺在那里，她问他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你知道的，在那事之后，当你在剧中的角色结束时。他把她搂在怀里，楼下的海滩传来喧闹声和碰碰车的撞击声，而比尔……
比尔的眼镜融化在了脸上，一只眼睛从眼窝里冒出来，嘴是一个流血的窟窿。树林里，一只鸟在啼叫，在尖叫，卡萝尔开始和它一起尖叫，手里还拿着有特雷莎修女面庞的烧焦了的纸片，尖叫着，看着他的脸颊变黑，前额被吞噬，脖子像中了毒的甲状腺肿块一样裂开，尖叫，她在尖叫，铁蝴蝶唱着《在一片活力之地》，而在她尖叫。
“卡萝尔？”
是比尔的声音，从千里之外传来。他的手放在她身上，但他的触碰里是关心，而不是欲望。
她睁开眼，环视着光线充足的里尔35飞机的机舱，一时间，她明白了一切——就像一个人刚醒来时明白了这场梦的巨大意义一样。她记得问过他，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你知道，在那事之后。他说你可能得到了你一直认为自己会得到的东西，如果杰瑞·李·刘易斯认为自己会因为玩布吉伍吉下地狱，那么那就是他会去的地方。[6]天堂、地狱，或是大急流城，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或是那些教导你该相信什么的人的选择。这是人类头脑中最后一个伟大的小把戏：对在你一直期待欢度时光之处的永恒感知。
“卡萝尔？你没事吧，宝贝？”他一手拿着一直在看的杂志，一份封面上印着特雷莎修女的《新闻周刊》。现在成为圣徒？封面上印着一行白色的字。
她发疯似的环顾四周，心想：这事发生在一万六千英尺的高空。我
必须告诉他们，我必须警告他们。
但一切都在消退，那些感觉总是这样。它们就像梦一样，或者说像在舌尖上变成一团甜雾的棉花糖一样。
“要着陆了？这么快？”她感觉很清醒，但声音听起来沙哑而模糊。
“是很快，对吧？”他听起来很高兴，好像他在开飞机，而不只是付钱坐飞机，“弗洛伊德说我们马上就要着陆，还有……”
“谁？”她问道，小飞机的机舱里很温暖，她的手指却冰凉，“谁？”
“弗洛伊德。你知道，飞行员。”他用拇指指向驾驶舱的左侧座位，他们正降入一片云雾中。飞机开始摇晃。“他说我们将在二十分钟后到达迈尔斯堡。你吓了一跳，姑娘。在那之前，你还在小声哼哼。”
卡萝尔张开嘴说是因为那种感觉，那种你只能用法语表达的感觉，但那种感觉正在消失，她只说了一句“我做了个噩梦”。
哔的一声，飞行员弗洛伊德打开了安全带指示灯。卡萝尔转过头，在下面的某个地方，一辆赫兹租车公司的白色汽车一直在等待他们，一辆黑帮汽车，马丁·斯科塞斯电影里的人物可能会称之为维克皇冠的那种车。她看着新闻杂志的封面，看着特雷莎修女的脸，突然间，她想起在天使之后文法中学后面跳绳，跟着一支被禁止的旋律跳绳，嘿，马利亚，怎么回事，拯救我免遭炼狱。
艰难的日子就快来了，奶奶曾说。她把吊坠塞进卡萝尔的手心，把链子缠在她的手指上。艰难的日子就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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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地狱。是其中一个版本，那个你被判一遍又一遍地做相同事情的版本。存在主义，宝贝，多棒的概念。喊出阿尔贝·加缪的名字。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人即地狱，我觉得地狱可能是不断地重复。
[1]此处为法语，Déjà vu 。
[2]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的分界线，是南北战争之前南北区域的分界线。
[3]小型喷气式飞机。
[4]“拉格伦”原文为RAGLAN，“里根”原文为REAGAN。
[5]指女性在医院堕胎时放腿的器具。
[6]Jerry Lee Lewis，美国摇滚乐的先锋人物，也是乡村音乐家和钢琴家。布吉伍吉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节奏布鲁斯的一个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