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清晰的画面，一个年轻人正把零钱倒进他在城郊居住的小房子外面的下水道。只有这些，但那个画面是那么清晰——怪异得令人不安——我不得不就此写一个故事。我写得很顺畅，没有丝毫卡顿，这也印证了我的想法：故事属于手工艺品，并非真的是由我们创造（且让我们可以以此自居），而是本就存在，只是被我们发掘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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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眼下，我有一份好差事，没理由闷闷不乐。不用再跟那些笨蛋去“超级美味”消磨时光，守卫着卡特·科拉尔，然后被斯基珀这样的浑蛋骚扰。斯基珀这些日子一直在大声咀嚼放了很久的极不新鲜的三明治，但我从在这个星球上度过的十九年里学到的一个道理就是，永远不要放松，哪里都有斯基珀这样的人。
我同样也不用在下雨的晚上开车出去送比萨了——那辆旧福特车，消音器也坏了，驾驶室的玻璃也摇不上去了，一根铁丝穿着一面小的意大利国旗，伸出车窗外，开车的时候会把屁股冻掉，就像在哈克维尔有人会敬礼一样。罗马比萨。那些给了二十五美分小费的人甚至都不看你，因为他们的心思大都在电视的球赛上。我觉得为罗马比萨开车送外卖是我人生的最低谷。那之后我甚至还坐过一次私人飞机，所以事情怎么会糟糕呢？
“这就是没拿到文凭就辍学的后果，”我送外卖期间，妈妈总是这么说，“你一辈子都得指望这个了。”好心的老妈妈，没完没了，最后我甚至想给她写一封特别的信。就像我说的，那是我的低谷。你知道那天晚上沙普顿先生在他的汽车里对我说了什么吗？“这不是份差事，丁克[1]，这是一次该死的冒险！”他说得没错。不论他说错过什么，但在这件事上他是对的。
我猜你想知道这份一流差事的工资是多少。我得说明，这份工作挣钱不多。这个最好事先声明。但是一份工作并非只关乎金钱，或是大展宏图。这就是沙普顿先生告诉我的。沙普顿先生说一份真正的工作在于额外福利。他说那才是魅力所在。
沙普顿先生。我只见过他那一次——他坐在他那辆又大又旧的奔驰的方向盘后面——但有时一次就足够了。
随便你怎么想——从任何旧有的角度都行。
II
我有栋房子，好吗？我自己的房子。这是第一项额外福利。我有时给妈妈打电话，问她那条坏腿情况如何，瞎吹瞎聊，但我从未邀请她过来过，尽管哈克维尔离这儿只有七十英里左右，而且我知道她也非常好奇。我甚至不用去看望她，除非我想去了。大部分时间我不想去。如果你认识我妈妈，你也不会想去的。跟她坐在那间客厅里听她没完没了地讲她的亲戚，抱怨那条肿胀的腿。而且直到我走出房子才意识到房子里的猫屎味有多么浓重——我永远都不会养宠物，而且更要命的是宠物还咬人。
大多数时间我都待在这里。这里只有一间卧室，但它依然是栋不错的房子。就像普格说的，绝了。他是我在“超级美味”唯一喜欢的家伙。当他说什么东西非常好的时候，永远不会像大部分人那样说它好极了，他会说它绝了。多好笑啊。普格迈斯特这个老家伙，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想应该还好吧，但我不能给他打电话确认。我可以给妈妈打电话，我还有个应急电话，一旦出了任何问题，或是我觉得有人多管闲事，就可以打过去，但是我不能给任何一个老朋友打电话（就像除了普格还有谁会在乎丁奇·厄恩肖一样）。这是沙普顿先生的规矩。
但是先不管这个，我们说回我在哥伦布市的房子。你知道有多少个十九岁的高中辍学生能有自己的房子？外加一辆新车？没错，只是一辆本田，但是里程表上的前三个数字还是“0”呢，重要的是这个。车上有个CD/磁带播放器，而且当我坐到方向盘后面时，不用琢磨这该死的东西能不能发动，就像我在那辆福特车里那样，斯基珀总是拿这事说笑，叫它笨蛋汽车。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斯基珀？这个我真想知道。
顺便说一下，我确实能得到一些钱，这些钱已经超出了我的花销，瞧瞧这个。我每天吃午饭的时候都会看《地球照转》，然后到周四，差不多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会听到投信口的盖子噼啪一声。接着我什么都不做，我不能做。就像沙普顿先生说的：“这是规矩，丁克。”
我只是继续看剩下的节目。肥皂剧里激动人心的桥段发生在周末前后——周五的谋杀案，周一的床戏——但是我每天还是一直看到结束。我会特别注意每周四都待在客厅里，一直到节目结束。周四，我甚至都不去厨房再倒一杯牛奶。当《地球照转》结束后，我把电视关掉一会儿——接下来是奥普拉·温弗瑞的节目，我讨厌她的节目，那个坐在那里聊天的鬼节目是给世上的老妈们看的——然后走到前厅。
投信口下面的地上会有个普通的白色信封，密封着的。信封正面什么都没写，里面不是十四张五美元纸币就是七张十美元纸币。这就是我这一周的报酬。我是这么花的。我一周去看两场电影，通常是下午，因为下午的电影票是四美元五十美分一张。这是九美元。周六，我会给本田车加满油，通常是差不多七美元。我开车不多，就像普格说的，我对它并不感冒。所以，现在一共是十六美元。我每周大概去四次麦当劳，要么是早餐（吉士蛋麦满分，咖啡，两个薯饼），要么是晚餐（皇家芝士汉堡，别提那个特别套餐，是哪个蠢货想出来那些做法的）。每周一次地，我穿上卡其裤和一件系扣衬衫，去看看另一帮人是怎么生活的——去亚当肋排店或是夹层篷车铺子之类的吃一顿好的。这些加一起差不多要花二十五美元，现在一共是四十一美元。然后，我可能去路边的报亭买一两本色情杂志，不是什么变态的书，就是常见的《花样少女》或是《阁楼》之类的。我曾经试图把这些杂志列在丁奇的记录板上，但是从未成功过。我可以自己去买，它们不会在打扫日消失，但是它们也不会像大部分其他东西一样现身，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猜沙普顿先生的清洁工不喜欢买不干净的东西[2]。而且，我也不能在网上接触到这种色情的东西。我试过，但不知怎的被屏蔽了。通常这种事是很容易处理的——如果不能直接通过，你就从路障下面或者旁边绕过去——但这次不行。
我不是想斥责什么，但我也打不了电话付费的娱乐服务或情感热线。当然，自动拨号器是可以工作的，如果我想随便给世界上任意地方的人打电话，跟他们聊一会儿，那也没关系。是行得通的。但电话付费的娱乐服务或情感热线不行，你只会听到线路忙的声音。也许这样也好。根据我的经验，想着性事就像抓毒葛一样只会让你分神。此外，性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它真实存在，但算不上“绝了”。不过，考虑到我正在做的事情，这个小假正经有点奇怪，几乎是可笑……不过在这个话题上，我好像已经失去了幽默感，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是。
哦，好吧，回到预算上来。
如果我买本《花样少女》，那就是四美元，一共就是四十五美元。剩下的钱，我可以用一些来买张CD（虽然我不需要），或者一两块糖（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的脸色仍然会炸死老鼠，虽然我几乎不再是一个青少年了）。我有时想叫一份比萨或中餐，但这是违反超越国际集团的规定的。而且，我觉得这样做很奇怪，就像剥削阶级的一员。记住，我送过比萨，我知道这工作多么糟糕。不过，如果我能叫外卖，那个送比萨的家伙是不会拿着二十五美分的小费离开的。我会给他五美元，看着他眼睛放光。
但是，你开始明白我说的不需要很多现金是什么意思了，对吗？当周四早晨再次到来，我通常至少还剩下八美元，有时可能是二十美元。我把硬币扔进我家门前的下水道里。我知道，如果邻居们看到我这样做，他们会吓一跳的（我是一个高中辍学生，但我并不是因为笨才辍学的，非常感谢），所以我拿出蓝色的塑料回收篮，里面放着报纸（有时《阁楼》或《花样少女》会埋在报纸堆里，这种东西我不会长时间保留，谁会呢），当我把它放到路边的时候，就张开握着零钱的手，零钱就穿过格栅掉进阴沟里了。叮当——叮当——叮当——哗啦，就像魔术师的戏法。你一会儿看到了，一会儿又看不到了。总有一天排水沟会堵上的，他们会派个人去那里，他会以为他中了彩票，除非有洪水或者什么东西把所有零钱都冲到污水处理厂，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到那时我已经走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打算在哥伦布市度过一生，我马上就要走了，不管怎样。
纸币更容易处理，我只需要把它戳进厨房的厨余垃圾处理器。这是另一个戏法，真正的“钞票变生菜[3]”。你可能会觉得这很奇怪，通过下水道把钱冲走。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等你做了一段时间后就会习惯，任何事情都是如此。而且，总有另外七十美元从投信口里掉出来。规则很简单：不要把它存起来，每周把钱花光。再说了，我们说的不是几百万，只是一周八美元或十美元。小钱，真的。
III
丁奇的记录板。这是另一项额外福利。我写下这周我想要的一切，然后就会得到想要的一切（除了色情杂志，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也许我最终会厌倦的，但现在的感觉就像全年都有圣诞老人。我写下的大多是食品杂货——就像每个人在厨房黑板上写的一样，但绝不只是食品杂货。
例如，我可以写下“布鲁斯·威利斯的新电影”或“威瑟乐团的新唱片”之类的。说到这个，关于威瑟的唱片有件趣事。某个周五，我看完电影，碰巧去通斯速递（周五下午我总会去看电影，即使没有什么我想看的，因为这时候清洁工会来打扫），只是在里面消磨时间，因为下雨了，没法去公园。当我在看最新发行时，有个孩子向一名店员问起了威瑟乐团的新唱片。店员说新唱片要再过十天左右才有，但是我上周五就拿到了。
额外福利，就像我说的。
如果我在记录板上写下“运动衫”，那我周五晚上回到家时它就会在那儿，总是那种我喜欢的大地色系。如果我写下“新牛仔裤”或“卡其裤”，我也会如愿得到。所有衣服都是Gap（盖璞）的，我自己买也会去那里，如果我得自己去买的话。如果我想要一种须后水或古龙水，我把名字写在丁奇的记录板上，回到家时，它就会在浴室的洗手台上。我不约会，但是爱喷古龙水。不敢相信吧。
我打赌你会嘲笑这件事的。有一次，我在记录板上写下了“伦勃朗的画”，然后我一个下午都在看电影，在公园里散步，看人们亲热、狗抓飞盘，还在想，如果清洁工真的给我带来了伦勃朗的作品，那才真是绝了。想想看，哥伦布市相当于落日丘地区的一所房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师的真迹。这该有多绝啊？
可以说，事情真的发生了。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伦勃朗作品就挂在客厅的墙上，沙发上方，沙发上曾经是天鹅绒小丑。当我穿过房间朝它走去的时候，我的心跳大约是每分钟两百次。当我走近了，我发现那只是一份拷贝……你知道，一个复制品。我感到失望，但也不是很失望。我是说，这是伦勃朗的作品，只不过不是伦勃朗的真迹。
还有一次，我在记录板上写了“妮可·基德曼的亲笔签名照”。我觉得她是当今最漂亮的女演员，她让我神魂颠倒。那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冰箱上贴着她的宣传照片，用几块小小的蔬菜冰箱贴固定着，照片上，她正坐在《红磨坊》的秋千上。这一次是真品。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上面写的是：“献给丁奇·厄恩肖，来自妮可的爱与吻。”
哦，宝贝。哦，亲爱的。
告诉你吧，我的朋友——如果我努力工作并且真的想要它，也许有一天我的墙上真会挂着一幅伦勃朗的真迹。肯定的。做这样的工作，除了向上别无他法。在某种程度上，这才是可怕之处。
IV
我从来不列购物清单，因为清洁工知道我的喜好——斯托弗牌的冷冻食品，尤其是他们称之为奶油牛肉碎的可以带袋煮而妈妈一直称之为石滩上的屎的东西，冷冻草莓，全脂牛奶，只需要丢进热煎锅的半成品汉堡肉饼（我讨厌收拾生牛肉），塑料杯装的多尔布丁（对我的气色不好，但是我喜欢），诸如此类的日常食品。如果想要一些特别的东西，我就把它写在丁奇的记录板上。
有一次，我要了一个家庭自制的苹果派，尤其不是超市做的。那天晚上天快黑的时候，我回到家，苹果派就在冰箱里，还有这周余下几天的食物。只是它没有被包起来，就放在一个蓝色的盘子里，所以我才知道它是自家做的。一开始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吃它，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发觉自己在犯傻，我也不知道超市里的食物是从哪里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假定它是安全的，是因为它被包裹起来或者装在一个罐子里，或者印有“为了安全，进行了双重密封”，但是在它被双重密封之前，任何人都可以用脏手来处理它，或者在它上面喷出大团的鼻涕，甚至用它擦屁股。我无意冒犯你，但这是真的，不是吗？世界上到处都是陌生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怀好意”。相信我，我有过亲身经历。
不管怎样，我试了一下这个派，很好吃。周五晚上我吃了一半，周六早上吃了剩下的一半，当时我正在拨打怀俄明州夏延市的电话。周六晚上，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马桶上拉屎，我猜，是因为那些苹果，快要把肠子都拉出来了，但我不在乎。这个派是值得的，就像人们常说的“像妈妈的味道”。但他们说的不可能是我妈妈，我妈妈连午餐肉都不会煎。
V
我从来不用把“内裤”写在记录板上。大约每隔五周，旧内裤就会消失，我的衣柜里就会有崭新的哈尼斯内裤，四包三条装的，还装在塑料袋里。为了安全，双重密封，哈哈。厕纸、洗衣液、洗洁精，这些东西我都不用写下来。它们会自己出现。
非常绝，你不觉得吗？
VI
我从来没见过清洁工，就像我从来没见过每周四在《地球照转》期间给我送来七十美元的那个家伙（也可能是个女孩）一样。我也从来不想见到他们。首先，我不需要。另一方面，是的，好吧，我害怕他们。就像我在去见沙普顿先生的那个晚上，害怕坐在灰色大奔驰里的他一样。所以起诉我吧。
周五我不在家里吃午饭。我看完《地球照转》，然后跳进车里，开车进城。我在麦当劳买了个汉堡，然后去看电影，如果天气好的话，之后就去公园。我喜欢那个公园，那是一个思考的好地方，这些天我有很多事情要思考。
如果天气不好，我就去购物中心。现在白天慢慢变短了，我想重新开始打保龄球，至少在周五下午有事情可做，我过去时不时会和普格一起去打。
我有点想念普格。我希望能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一些近期的情况，比如关于内夫。
哦，好吧，往海里吐口水，看它会不会回来。
我不在的时候，清洁工正在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打扫我的房子——洗碗（尽管我自己也能洗得不错）、洗地板、洗脏衣服、换床单，放上干净毛巾，把冰箱重新塞满，弄来记录板上的额外福利物品。这就像住在一家拥有世界上最高效（不用说绝了）女佣服务的酒店。
他们不常去大搞一通的地方是饭厅外的书房。我把那个房间弄得很暗，窗帘总是拉得紧紧的，他们从来没有把窗帘拉开让一丝光照进来过，就像他们在房子里其他地方做的那样。那里也从来没有柠檬水的味道，尽管每间屋子在周五晚上都散发着柠檬水的味道，有时都刺激得我直打喷嚏。这不是过敏，更像是鼻腔的抗议示威。
有人在那里用吸尘器清理地板，把废纸篓清空，但是从来没有人动过我桌子上的文件，不管它们看上去有多杂乱、多破烂。有一次，我在膝盖洞上方的抽屉打开的地方贴了一小段胶带，但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它还在那里，完好无损。我那个抽屉里没有什么绝密的东西，你明白的，我只是想知道。
而且，如果我离开的时候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是开着的，我回来的时候它们也还是开着的，显示器上显示的是屏幕保护程序（通常是那张一群人在高层建筑的百叶窗后面做事的图片，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我离开的时候是关了的，我回来的时候也是关着的。他们不会在丁奇的书房胡闹。
也许清洁工也有点害怕我。
VII
我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电话，就在我以为妈妈和送罗马比萨的组合要把我逼疯的时候。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夸张，但是就这件事来说，是真的。这个电话是在我休班的晚上打来的，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出去了，在预订的地方玩宾果游戏，她们个个都抽着烟，毫无疑问，每次发牌员从储牌机里抽出B-12，说道“好了，女士们，该吃维生素了”的时候，她们都哈哈大笑。我当时正在看TNT（特纳）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幻想着我在地球的其他地方，甚至是萨斯喀彻温省。
电话铃响了，我想，哦，太好了，一定是普格打来的，所以当我拿起电话时，我用最柔和的声音说：“这里是绝无再绝的教堂，哈克维尔教堂，我是丁克牧师。”
“你好，厄恩肖先生。”一个声音回答。是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声音，但是它听起来并没有因为我的胡说八道而生气或困惑。不过，我已经够为我们俩难为情的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在电话里做类似的事情时——努力从拿起电话那一刻就表现得很酷——电话那头绝对不是你预想的那个人？有一次，我听说一个女孩拿起电话说：“嘿，我是海伦，我要你狠狠地干我一顿。”因为她确定那是她的男朋友，结果却是她的父亲。这个故事可能是编出来的，就像纽约下水道里短吻鳄的故事（或者《阁楼》里刊登的信件一样），不过你懂的。
“哦，对不起，”我说，我太紧张了，没心思去想这个奇怪声音的主人怎么知道丁克牧师也是厄恩肖先生，真名理查德·埃勒里·厄恩肖，“我还以为你是别人呢。”
“我确实是别人。”那个声音说，虽然我当时没有笑，但后来笑了，“沙普顿先生是另外一个人。”好吧，说真的，终于有其他人了。
“有什么事吗？”我问，“如果你想找我妈妈，就得我转告了，因为她……”
“出去玩宾果游戏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找的是你，厄恩肖先生。我想给你一份工作。”
有那么一会儿，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然后我突然想到，这是一场电话诈骗。“我有工作了，”我说，“不好意思。”
“送比萨？”他说，听起来带着笑意，“好吧，我想是的。如果你把这叫作工作的话。”
“你是谁，先生？”我问。
“我叫沙普顿。现在，我‘废话少说’，就像你可能会说的那样，厄恩肖先生。丁克？我可以叫你丁克吗？”
“当然，”我说，“我能叫你沙皮[4]吗？”
“你想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听着。”
“我在听。”我确实在听。为什么不呢？电视上放的电影是《独行铁金刚》，算不上克林特的好作品。
“我想给你提供一份你迄今为止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而且可能是你这辈子得到的最好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丁克，这是一次冒险。”
“哎呀，我以前在哪儿听过这个？”我腿上放着一碗爆米花，我抓了一把塞进嘴里。这开始变得有趣了。
“别人许诺，但我是提供机会。不过这事我们必须面对面商量。你能见见我吗？”
“你是同性恋吗？”我问。
“不是。”他的声音里有一丝笑意，刚刚好到让人难以怀疑。可以这么说，从我假聪明的回话方式来看，我已经进洞了。“我的性取向与此无关。”
“那你为什么引我上钩？我不知道谁会在他妈的晚上九点半打电话过来，给我提供一份工作。”
“帮我一个忙。放下电话，到前厅去看看。”
越来越疯狂了，但我又有什么损失呢？我照他说的做了，在那儿发现了一个信封。当我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中央公园里追着唐·斯特劳德跑的时候，有人从投信口把它捅了进来。第一个信封，以后还有很多，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把它撕开，七张十美元的钞票掉到我手里，还有一张便条。
这可能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开始！
我回到客厅，眼睛仍然盯着钱。知道我有多困惑吗？我差点坐到我那碗爆米花上。我在最后一秒钟看到了它，把它放在一边，它扑通一声歪在沙发上。我拿起电话，真有点指望沙普顿已经挂了电话，但当我跟他打招呼时，他回应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他，“这七十美元是干什么用的？我不会花掉，但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欠你什么，我他妈的什么都没要求。”
“钱绝对是你的，”沙普顿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丁克——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钱，真正的工作是关于额外福利。这才是动力所在。”
“你爱怎么说都行。”
“我绝对会的。我只希望你能跟我见一面，听我多说一点。如果你接受，我会给你一个改变你一生的机会。事实上，这将打开一扇通往新生活的大门。一旦我提出那个建议，你就可以问你想问的所有问题。虽然我必须诚实地说，你可能不会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答案。”
“如果我不接受提议呢？”
“我会跟你握手，拍拍你的背，并祝你好运。”
“你想什么时候见面？”我的一部分——大部分——仍然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但剩下的少数派已经形成了意见。首先是那笔钱——这是开车送两周罗马比萨的小费，还是在生意不错的情况下。但主要还是沙普顿说话的方式——他听起来好像是上过学的那类人……我不是指范德鲁森的绵羊直肠州立大学。说真的，这有什么坏处呢？自从斯基珀的事故发生后，地球上没有人愿意以危险或痛苦的方式来照顾我。好吧，还有妈妈，我想是的，但是她唯一的武器是她的嘴……她也不喜欢精心设计的恶作剧。而且我觉得她拿不出七十美元来，特别是附近还有宾果游戏的情况下。
“今晚，”他说，“事实上，就是现在。”
“好的，为什么不呢？过来吧。我想，如果你能从投信口投进一个装满十美元钞票的信封，就不需要我告诉你地址了吧。”
“不在你家，我在‘超级美味’的停车场等你。”
我的胃像电缆被切断的电梯一样往下掉，谈话也不再有趣了。也许这是某种安排——甚至是警察参与的安排。我告诉自己，除了耶稣，没人能知道斯基珀的事，更别说警察了。有那封信，可能是把那封信随便丢在什么地方了。但上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除了他妹妹的名字，但世界上有几百万个黛比），就像我在布科夫斯基太太院子外的人行道上写的东西，谁也看不出来……也许在这该死的电话响起之前我会这么说。但谁能绝对肯定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定义良心谴责的。我当时并没有对斯基珀感到内疚，但是……
“在‘超级美味’面试有点奇怪，你不觉得吗？尤其是它晚上八点钟就关门了。”
“丁克，这样才好，在公共场合下的秘密。我就把车停在卡特·科拉尔旁边，你能认出这辆车的——是一辆灰色的大奔驰。”
“我能认出来，因为那里只会有它一辆车。”我说，但他已经挂了。
我挂了电话，把钱放进口袋，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在做什么。我全身冒汗，电话里那个人想在卡特·科拉尔见我，斯基珀经常在那里取笑我。有一次，他把我的手指夹在两辆购物车中间，我尖叫，他却大笑。挤到手指是最痛的，两个指甲都变黑脱落了。就在那时，我决定试试那封信。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如果斯基珀·布兰尼根有魂魄的话，卡特·科拉尔很可能就是它经常出没的地方，寻找新的受害者来折磨。电话里的声音不可能是偶然听到那个地方的。不过我努力告诉自己这是胡说，巧合总在发生，但我就是不信。沙普顿先生知道斯基珀的事，不知怎的，他就是知道。
我害怕见他，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选择。如果别无选择，我应该查明他知道多少，可能会告诉谁。
我起身穿上外套（当时是早春，晚上很冷——我觉得在宾夕法尼亚西部，晚上好像总是很冷），刚出门，我就回去给妈妈留了张便条。“我出去见几个朋友，”我写道，“最晚午夜回来。”我打算在远未到午夜的时候就回来，但那张便条似乎是个好主意。我不会让自己太过仔细地思考为什么这看上去是个好主意，当时不行，但我现在可以承认：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不好的事情，我想确保妈妈会报警。
VIII
有两种恐惧——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电视里的那种恐惧和真实的恐惧。我觉得我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只会感到电视里的那种恐惧，比如我们等着医生给出验血结果，或者我们在黑暗中从图书馆走回家，想象着灌木丛里藏着坏蛋。我们不会真的害怕那样的事，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知道，验血结果会是正常的，灌木丛中也不会有什么坏蛋。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电视里。
当我看到那辆灰色的大奔驰车时，大约一英亩大小的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只有那一辆车，这是自从跟斯基珀·布兰尼根在储藏室里的那件事之后，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这是我们最接近真正进入恐惧的时刻。
沙普顿先生的座驾停在停车场黄色的汞蒸气灯下，那是一辆很大的老式德国车，车长至少四米半，可能有五米，这种车现在要十二万美元。车停在卡特·科拉尔超市旁（现在几乎空无一人，马上要打烊，除了一辆三个轮的老旧推车，所有的小推车都被牢牢地锁在超市里面了），驻车灯开着，白色的尾气飘到空中，发动机像一只困倦的猫一样隆隆作响。
我开车向它驶去，心脏缓慢而剧烈地跳动着，喉咙里有一股硬币的味道。我只想踩下福特车的油门（那段时间，车里总是一股意大利香肠比萨的味道），然后离开那里，但我无法摆脱那个家伙知道斯基珀那件事的想法。我可以告诉自己他没什么可知道的，查尔斯·斯基珀·布兰尼根要么出了事故，要么自杀了，警察都不确定是哪一个（他们不可能非常了解他，如果他们了解他，就会把他自杀的想法抛出窗外，斯基珀这样的家伙不会自杀——在二十三岁的时候，他们这种人不会自杀），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个声音叽叽喳喳地说我有麻烦了，有人弄明白了，有人得到了那封信，然后搞明白了。
那个声音本身没有逻辑，但它不需要有逻辑。它的肺功能很好，音量盖过了逻辑。我把车停在空转的奔驰旁，摇下车窗。与此同时，奔驰车的驾驶座车窗也摇了下来。我们互相看了看，我和沙普顿先生，就像一对在高帽汽车旅馆见面的老朋友。
我现在不太记得他了，这很奇怪——考虑到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想他——但这是事实。我只记得他很瘦，穿着一套西服。我觉得是一套很不错的西服，尽管判断这种东西不是我的强项。不过，这套衣服还是让我放松了一些。我猜，不知不觉中，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西服意味着正式，牛仔裤和T恤则意味着乱来。
“你好，丁克，”他说，“我是沙普顿先生。进来坐吧。”
“我们为什么不保持现状呢？”我问，“我们可以透过窗户交谈。人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只是看着我，什么也没说。过了几秒钟，我熄掉福特的发动机，走下车。我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我就这么做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未那么害怕过。千真万确。也许这就是他能让我按他的想法做事的原因。
我在沙普顿先生和我的车之间站了一会儿，看着卡特·科拉尔超市，想着斯基珀。他个子很高，一头卷曲的金发从前额梳向后，脸上有粉刺，那两片红唇就像一个涂口红的女孩。“嘿，丁奇，让我们看看你的小弟弟。”他会说。或是：“嘿，丁奇，你想吸我的小弟弟吗？”你知道的，诸如此类的俏皮话。有时，当我们收集小推车的时候，他会推着一辆追我，用它紧跟着我的脚后跟，嘴里嚷着“嗡！嗡！嗡！”，就像一辆该死的赛车，有几次他都把我撞倒了。吃晚饭的时候，如果我把食物放在腿上，他就会狠狠地撞我，看能不能把什么东西撞到地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确定。仿佛他脑子里想的永远不过是坐在自习室后排的无聊孩子们觉得好笑的那些事。
我上班的时候扎马尾辫，如果你的头发很长，你就得扎马尾辫，这是超市的规定，有时，斯基珀会走到我后面，抓住我用的橡皮筋，把它拽出来。有时，橡皮筋会缠在我的头发上，扯着头发。有时它会断开，抽在我的脖子上。所以去上班之前，我只好在裤子口袋里多塞两三根橡皮筋。我会尽量不去想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在忍受什么。如果想了，我可能会开始厌恶自己了。
有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我转过身来，他一定在我脸上看到了什么，因为他那嘲弄的微笑消失了，代之以另一个微笑。他那嘲弄的微笑没有露出牙齿，但新的微笑露出了。这是在外面的储藏室里，北墙总是冰冷的，因为它靠着肉柜。他举起双手，握成拳头，其他的人都围坐在一起吃午饭，看着我们，我知道他们谁也拦不住，甚至连普格都不行。他身高约五英尺四英寸，体重约一百一十磅，斯基珀会像吃糖果一样把他吃掉，他知道这一点。
“来啊，驴脸。”斯基珀微笑着说。他从我头发上扯下来的橡皮筋断了，挂在他的两个指关节之间，像一只蜥蜴的小红舌头一样耷拉下来。“来啊，你想和我打架吗？放马过来。我跟你打。”
我想问的是，他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为什么偏偏是我把他惹毛了，为什么偏偏是我。但他不会有答案的，像斯基珀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有答案，他们只想敲掉你的牙。所以，我只好坐下来，重新拿起我的三明治。如果我和斯基珀决斗，他可能会把我送进医院。我开始吃东西，尽管我已经不饿了。他又看了我一两秒钟，我原以为他会主动动手的，但随后他摊开了拳头。断了的橡皮筋掉在地上，旁边是一只碎了的生菜箱。“你个废物，”斯基珀说，“你这个长头发嬉皮士废物。”说完他走开了。就在几天后，他在科拉尔超市里把我的手指夹在了两个小推车中间，又过了几天，斯基珀就躺在卫理公会教堂的缎子上，旁边有人弹奏着风琴。不过，这是他自找的，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记忆里的小小旅行？”沙普顿先生问，这把我拉回到了现实中。我站在他的车和我的车之间，站在卡特·科拉尔超市旁，在那里，斯基珀再也不能挤谁的手指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并不重要。上车吧，丁克，我们谈谈。”
我打开奔驰的车门，坐了进去。天哪，那气味。是皮革味，但又不只是皮革味。你知道在大富翁游戏里，有一张免监禁卡吗？当你富有到买得起一辆闻起来像沙普顿先生这台灰色奔驰一样的车时，你一定在现实中有这样一张免监禁卡。
我深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然后说：“真是绝了。”
沙普顿先生笑了，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在仪表盘的亮光中闪闪发光。他没有问我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一切都绝了，丁克，”他说，“或者说都有可能绝了，对正确的人来说。”
“你这么想？”
“我知道是这样。”他的声音里不带一丝怀疑。
“我喜欢你的领带。”我说。我这么说只是想找点话说，但这也是真的。它称不上“绝了”，但也不错。你知道那些印满骷髅头、恐龙或小高尔夫球棒之类的东西的领带吗？沙普顿先生的领带上印满了宝剑，每把剑都由一只强有力的手握着。
他笑了，用一只手摸了摸它。“这是我的幸运领带，”他说，“我戴上它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是亚瑟王。”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我意识到他不是在开玩笑。“亚瑟王，召集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勇士——和他一起坐在圆桌旁并重塑世界的骑士。”
这让我不寒而栗，但我尽量不表现出来。“你要我干什么，亚瑟？帮你寻找圣杯，或者随便他们管它叫什么的东西？”
“一条领带并不能让人成为国王，”他说，“我知道这个，假如你刚刚在想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换了个姿势。“嘿，我不是想让你失望……”
“没关系，丁克。真的。你的问题的答案是，我两分是猎头，两分是伯乐，四分是行走着谈论命运。抽烟吗？”
“我不抽烟。”
“这很好，你会活得更久。香烟是杀手，不然人们为什么管它们叫棺材钉呢？”
“你难住我了。”我说。
“我希望如此，”沙普顿说着点燃了香烟，“我真心希望如此。你是最好的货色，丁克。我怀疑你是否相信，但这是真的。”
“你之前说的机会是什么来着？”
“告诉我斯基珀·布兰尼根发生了什么。”
天哪，我最害怕的事情成真了。他不可能知道，没人能知道，但他知道了。我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脑袋里砰砰直响，舌头贴在上腭上，就像粘在了那儿一样。
“来吧，告诉我。”他的声音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就像深夜里的短波收音机频道一样。
我收回了舌头，费了很大的劲，但还是成功了。“我什么都没做。”我自己的声音似乎也是从那该死的短波频道里传出来的，“斯基珀出了事故，仅此而已。他当时开车回家，车开出了马路。他的汽车翻了个身，掉入洛克比河。他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积水，所以我猜他是淹死了，至少从技术上来说。但是报纸上说他怎么都要死的，他的大部分脑袋在翻车时被扯掉了，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有人说他是自杀，不是意外，但我不信。斯基珀是……他从生活中得到了太多的乐趣，不可能自杀。”
“是的。你是他乐趣的一部分，不是吗？”
我什么也没说，但我的嘴唇在颤抖，眼里含着泪水。
沙普顿先生伸出手来，放在我的胳膊上。和他一起坐在那辆停在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的大号德国车里，你能预想到一个像他这样的老家伙会有这个举动，但是，当他触碰我的时候，感觉并不是那样，他并不是在跟我调情。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难过。有时候你不知道，因为它——我不知道——包围着你，你身处其中。我低下头，没有号啕大哭，但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他领带上的剑数量翻倍了，然后是三倍——三换一，多好的交易。
“如果你担心我是个警察，你可以离开。我给了你钱——这把任何可能的起诉都搞砸了。但即使不是这样，也没有人会相信年轻的布兰尼根真正的遭遇，即使你在全国电视上承认也不行。他们会相信吗？”
“不会，”我低声说，然后，更大声地说，“我忍受了很多。最后，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是他逼我的，是他自作自受。”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沙普顿先生说。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一封特别的信。”
“是的，的确很特别。你在里面写了什么，好只对他有用？”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不止于此。当你在信里加入真实姓名时，你增加了它们的力量，让它们变得致命，而不仅仅是危险。
“他妹妹的名字。”我说，我想这时我彻底投降了，“他妹妹，黛比。”
IX
我一直有某种东西，某种能力，我知道它的存在，但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也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我必须保持沉默，因为其他人没有。我想如果他们发现了，可能会把我关进马戏团，或者监狱。
我记得有一次——模模糊糊的，我可能三四岁，那是我最初的记忆之一——站在一扇肮脏的窗户旁，望着外面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木砧板和一个插着红旗的信箱，所以那一定是我们在梅布尔姨妈家的时候，在乡下，我父亲跑路之后我们就住在那里。妈妈在哈克维尔雅致面包店找了份工作，后来，我五岁的时候我们又搬回城里了。我开始上学的时候，我们住在城里。我记得这个是因为布科夫斯基太太的狗，我一周五天都要经过那只吃人肉的狗。我永远忘不了那只狗，那是一只白耳朵的拳师狗。往事令人感怀。
反正，我正往窗外看，几只苍蝇在窗户顶上嗡嗡地飞，你知道它们发出的那种声音。我不喜欢那个声音，但我的手够不到那么高的地方，即使是拿着一本卷起的杂志，也打不到它们或赶走它们。所以我没有那样做，而是用指尖在窗玻璃上的尘土上画了两个三角形，然后又画了另一个形状，一个特殊的圆圈，用来把三角形固定在一起。我刚画好，圆圈刚刚封口，那些苍蝇——有四五只——就掉在窗台上死了。它们有软糖那么大——是那种吃起来像甘草的黑色软糖。我捡起一只，看了看，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把它扔在地板上，继续往窗外看。
这样的事情会不时发生，但绝不是有意为之的，绝不是我“促使”它发生。我记得第一次完全有意地做这件事——在认识斯基珀之前，我是说——是我把随便什么东西都用在布科夫斯基太太的狗身上的时候。布科夫斯基太太住在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那时我们在达格韦大街租房住。她的狗既卑鄙又危险，西区的所有孩子都害怕那只白耳朵的浑蛋狗。她把它拴在侧院里——该死，更像是在她的侧院里监视——对每一个经过的人狂吠。不是那种无伤大雅的吠叫，而是似乎在说如果能把你弄进来陪我，或我出去陪你，我会把你的蛋蛋撕掉，布鲁斯特。有一次，那狗真的跑了出来，把报童给咬了。换成别人家的狗，可能就被弄死了，但布科夫斯基太太的儿子是警察局长，他设法把事情摆平了。
我恨那条狗就像恨斯基珀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它就是斯基珀。我去上学必须经过布科夫斯基太太的房子，除非我想绕过整个街区，并被人称为胆小鬼，我害怕那个狗杂种是因为它的那种状态——在绳子的尽头还不停下，扯着绳子往外跑，叫得疯狂得泡沫从它的牙齿和口鼻里直往外飞。有时它把绳子扯得太猛了，会把自己直接摔到地上，叽叽哇哇地叫着，有些人可能觉得很滑稽，但在我看来却一点也不滑稽。我就是害怕那根绳子（不是铁链，而是一根普通的旧绳子）有一天会断，那只狗会跳过布科夫斯基太太的院子和达格韦大道之间低矮的尖桩篱笆，把我的喉咙咬断。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是说这主意就在那里。我醒来的时候有了这个主意，就像醒来的时候小弟弟直撅撅的一样。那天是周六，阳光明媚，时间还早。如果我不想的话，我可以不去布科夫斯基太太家附近，但那天我确实想去。我下了床，尽快穿上衣服。那天我做每件事都很快，因为我不想失去这个想法。我也会失去——我会像你醒来时最终失去你做的梦一样失去它（或者你醒来时直撅撅的小弟弟，如果你想粗鲁一点的话）——但那时整件事已经在我脑海中非常清晰了：周围画着三角符号，上方装饰着花体的单词，还有特别的圆圈来支撑整个图案……两三个圆圈重叠，以增加强度。
我几乎是飞着穿过客厅（妈妈还在睡觉，我能听到她打呼噜的声音，她那粉色的面包房制服挂在浴室的淋浴杆上），走进厨房。妈妈在电话机旁放了个小黑板，用来记录电话号码和注意事项的——我猜你会说，妈妈的记录板，不是丁奇的记录板——我驻足片刻，刚好看到挂在旁边一根绳子上的那支粉色粉笔。我把它放进口袋，出了门。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早晨啊，凉爽而不寒冷，天空那么蓝，就像有人把它在洗车店洗过一样，还没有人四处走动，大多数人都会睡个懒觉，就像每个人周六都喜欢做的那样。
布科夫斯基太太的狗没有睡懒觉。他妈的，别啊。那只狗笃信“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它看见我穿过篱笆，就像往常一样使劲地冲到狗绳的尽头，甚至可能比往常更起劲，仿佛它那昏昏沉沉的小狗脑袋里的某个部位知道今天是周六，而我不应该出现在那儿似的。它挣到了绳子的尽头，叽叽哇哇地叫着，然后向后倒去。但它很快又站了起来，把绳子扯得绷直，用它那像要窒息的声音叫着，仿佛在说“我快要被勒死了，但我不在乎”。我想布科夫斯基太太已经习惯了那种声音，甚至还可能喜欢那种声音，但我不知道邻居们是怎么忍受得了的。
那天我毫不在意这些。我太激动了，一点都不害怕。我从口袋里掏出粉笔，单膝跪地。有那么一秒钟，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整个图案，这太糟了。绝望和悲伤涌上心头，我想，不，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丁奇，反抗。写点什么，即使只是“干布科夫斯基太太的狗”。
但我没写这个。我画了个图形，我想应该是sankofite。一个奇怪的形状，但是正确的形状，因为它开启了其他的一切。我脑子里妙思如泉涌。这太棒了，但同时也很可怕，因为实在太多了。接下来的大约五分钟里，我跪在人行道上，汗流浃背，像个疯子一样写着。我写下我从未听过的话，画出我从未见过的形状——谁都没有见过的图形：不仅是sankofite，还有japp、fouder和mirk。我边写边画，直到右肘的半截都沾满了粉红色的尘土，而妈妈的粉笔只变成我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一颗小石子。布科夫斯基太太的狗没有像苍蝇一样死掉，它一直对我吠叫，可能又后退然后挣到绳子的尽头一两次，但我没有注意到。我完全陷入了疯狂。我永远无法描述清楚，但我敢打赌，这就是伟大的音乐家们，比如莫扎特和埃里克·克莱普顿，在创作音乐时的感受，或者画家们在画布上创作出最好的作品时的感受。如果有人来过的话，我也没有理他。妈的，如果布科夫斯基太太的狗最终挣断了绳子，跳过栅栏，咬住我的屁股，我可能也会无视的。
这真是绝了，伙计。这真他妈的太绝了，都让我词穷了。
没人来过，尽管有几辆车经过，也许车里的人会纳闷这孩子在干什么，他在人行道上画什么，布科夫斯基太太的狗叫个不停。最后，我意识到我必须让它变得更猛烈，方法就是让它只针对那条狗。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我用剩下的粉笔写下了“拳师狗”，并在周围画了个圆圈，然后在圆圈的底部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剩下的部分。我感到头晕目眩，脑袋上的筋也在剧烈地跳动，就像你刚考完一门超级难的考试，或是看了太久电视一样。我觉得自己要吐了……但我仍然觉得太绝了。
我看着那只狗——它还和以前一样活泼，吠叫着用后腿站立——但这并没有困扰我。我回到家，心里觉得很自在。我知道布科夫斯基太太的狗完蛋了。同样地，我敢打赌，一个好画家知道他什么时候画了一幅好画，一个好作家也知道他什么时候写了一个好故事。如果恰到好处，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的，它就在你的脑海里嗡嗡作响。
三天后，那只狗死了。我从最好的消息源——附近的邮递员舍默霍恩——那里得知了这个有关浑蛋狗的故事。舍默霍恩先生说，布科夫斯基太太的拳师狗因为某种原因开始绕着拴它的那棵树跑，当它跑到绳子的尽头（哈哈，绳子的尽头）时，绕不回来了。布科夫斯基太太出去买东西了，所以她帮不上忙。她回到家，发现她的狗躺在侧院的树下，窒息而亡。
人行道上的字迹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一周，然后下了一场大雨，就只剩下一块模糊的粉红色印记了。但直到下雨之前，字迹一直很清晰。字迹清晰的时候，没有人在上面走，我亲眼所见。人们——步行去上学的孩子，步行去市中心的女士，邮递员舍默霍恩先生——会绕着它走。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谈论它，比如“人行道上这个奇怪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觉得该管那种东西叫什么？”（fouder，蠢蛋），他们好像根本没看见它在那里。不过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一定看到了，不然他们为什么要绕着它走呢？
X
我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沙普顿先生，但我把他想知道的关于斯基珀的事告诉了他。我决定相信他。也许我身体的机密部分知道我可以信任他，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只是因为他把手放在了我胳膊上，就像你爸爸做的那样。不是说我有爸爸，但是我能想象到。
另外，就像他说的那样——即使他是警察并逮捕了我，法官和陪审团会相信斯基珀·布兰尼根因为我寄给他的一封信而把车开出马路吗？尤其是一封满是一个高中几何不及格的比萨送餐员编造的一堆毫无意义的单词和符号的信——两次不及格。
当我说完的时候，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沙普顿先生说：“这是他活该。你知道的，不是吗？”
出于某种原因，这就够了。大坝决堤了，我哭得像个婴儿，我一定哭了十五分钟或更久。沙普顿先生用胳膊搂住我，把我拉到他胸前，我的泪水流到了他西服的翻领上。如果有人开车经过，看到我们这样，肯定会认为我们是一对同性恋，但没有人经过。只有他和我，在黄色的汞蒸气灯下，在卡特·科拉尔超市旁边。咿皮蒂咿哟，前进吧，小购物车，普格常常这样唱道，因为你知道超级美味将是你的新家。我们会笑到掉眼泪。
最后我关住了泪水水闸。沙普顿先生递给我一块手帕，我用它擦了擦眼睛。“你怎么会知道？”我问。我的声音听起来深沉而怪异，就像雾号一样。
“一旦你被盯上，只需要一点基本的侦查工作就够了。”
“是的，但我是怎么被盯上的？”
“我们有人——总共十二个左右——在寻找你这样的小伙子和姑娘，”他说，“他们真的可以看到你这样的小伙子和姑娘，丁克，就像太空中的某些卫星可以看到核反应堆和发电厂一样。你们呈黄色，就像火柴的火焰一样，这是一个观察者向我描述的。”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我一生中只希望看到一次这样的事情，或者能够做你做的事。当然，我也希望有一天——一天就好——我可以像毕加索那样画画，或者像福克纳那样写作。”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这是真的吗？有人能看见……”
“是的，他们是我们的警犬。他们在全国——以及其他国家——来回穿梭，寻找那明亮的黄色光芒，寻找黑暗中的火柴头。这位年轻的女士当时正在90号公路上，实际上，她要去匹兹堡赶飞机回家——她当时只是停下来休息一下，却看到了你，或者感觉到了你，或者别的什么。发现者自己都不知道，就像你不知道对斯基珀做了什么一样。对吧？”
“什么……”
他举起一只手说：“我告诉过你，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答案——你得根据你的感觉而不是你所知道的来决定——但我可以先告诉你几件事。首先，丁克，我在一家叫超越国际集团的公司工作。我们的任务是铲除世界上的斯基珀·布兰尼根们——那些重要人物，能量大的。我们的总部位于芝加哥，在皮奥里亚有培训中心……如果你同意我的提议，你将在那里度过一周。”
我当时什么也没说，但我已经知道我会点头同意。不管是什么，我都会答应。
“你是个超越者，我的年轻朋友。最好习惯这个概念。”
“是什么？”
“一种特性。我们公司里有些人会把你所拥有的……你能做的……看作一种天赋，一种能力，甚至是一种小故障，但是他们错了。天赋和能力都是由性格决定的。性格是总和，天赋和能力是分项。”
“你得说明白点。我高中就辍学了，记住。”
“我知道，”他说，“我还知道你辍学不是因为你笨，你辍学是因为你不合群。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就像我遇到的其他所有超越者一样。”他尖声笑了起来，就像人们觉得并不有趣时笑的那样，“一共二十一个人。听我说，别装傻，创造力就像手臂末端的手，但是一只手有很多手指，不是吗？”
“嗯，至少五个。”
“把手指想象成能力。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可能会写作、画画、雕刻，或能想出数学公式。他或她可能会跳舞、唱歌或演奏乐器。这些都是手指，但创造力是赋予它们生命的手。就像所有的手基本上都一样——形式遵循功能——一旦到了手指连接的地方，所有有创造力的人都一样。
“超越国际集团也像一只手。有时它的手指被称为预知，即看见未来的能力。有时它们是后瞻，一种看见过去的能力——我们中有一个人知道是谁杀了约翰·F.肯尼迪，不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事实上，是个女人。有心灵感应，意念控制，传情术，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的，我们肯定是不知道。这是一个新世界，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索它的第一块大陆。但超越与创造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超越要稀有得多。八百分之一的人被职业心理学家称为‘天才’，但我们认为每八百万人中才可能有一个超越者。”
这让我大吃一惊——想到你可能是八百万分之一，任何人大都会吃一惊，对吧？
“这相当于每十亿个普通人中才有一百二十个，”他说，“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超越者全世界可能都不超过三千个，我们正一个一个地找到他们。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感知能力并不是门槛很高的能力，但我们只有十二个左右的发现者，而每个人都需要经过大量训练。这是个艰难的任务……但这也非常有益。我们正在寻找超越者，并让他们开始工作。这就是我们想要你做的，丁克：让你去工作。我们想帮助你集中你的能力，优化它，并利用它来改善全人类。你再也不能见你的老朋友了——我们发现，地球上没有比老朋友更加危险的人了——挣钱不多，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但是有强烈的满足感，我要提供给你的，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梯子最下层的横档。”
“别忘了那些额外福利。”我说，说最后一个词的时候提高了嗓门，把它变成了一个问句，如果他想这么认为的话。
他咧嘴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没错，”他说，“那些著名的额外福利。”
这时，我开始兴奋起来。我的疑虑还没有消失，但它们正在消失。“那快告诉我吧，”我说，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但并不是出于恐惧，不再是了，“给我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机会。”
他就是这么做的。
XI
三周后，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这样失去贞操多好啊！小型私人飞机里唯一的乘客一边端着可乐听着数乌鸦乐队的歌从音箱里倾泻而出，一边看着测高仪一路攀升到四万两千英尺。飞行员告诉我，这比大多数商用喷气式飞机要高出一英里多，跟女孩的内裤一样平滑。
在皮奥里亚待了一周之后，我很想家，真的很想家。这让我非常意外。有几个晚上我甚至哭着睡着了。我不好意思这么说，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很诚实，不想开始撒谎，也不想把事情漏掉。
妈妈是我最不想念的人。你可能以为我们很亲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对抗世界”，但我妈妈从来就不怎么爱我、安抚我。她没有抽打过我的头，也没有做过在我的腋窝里摁灭烟头之类的事情，但那又怎么样呢？我是说，大呼小叫。我从未有过孩子，所以我想我不能肯定，但不知何故，我认为做伟大的父母并不关乎你没有对你的孩子做过什么。比起我，妈妈总是更喜欢她的朋友，更喜欢每周造访一次美容院，更喜欢周五晚上外出过夜。她的人生抱负就是赢一局二十个数字的宾果游戏，然后开着一辆崭新的蒙特卡洛汽车回家。我不是在卖可怜，我只是告诉你事情的经过。
沙普顿先生给我妈妈打了电话，告诉她我被选为超越国际集团的高级计算机培训与实习项目的实习生，这是为有潜力的非学历学生提供的特别待遇。这个说法实际上相当可信。我数学很烂，在英语之类的课上几乎完全僵住了，而你本应该在课上开口说话。但我总是和学校的电脑相处得很好。事实上，尽管我不喜欢吹牛（我也从未让任何一个老师知道这个小秘密），但我可以给雅克布瓦先生和威尔科克森太太编写一套程序。我一直都不太喜欢电脑游戏——那是专供笨蛋玩的——但我可以像个疯子一样敲键盘。普格有时会顺便来看我。
“我真不敢相信，”他有一次说，“伙计，你让那东西抽烟和说话了。”
我耸了耸肩。“哪个傻瓜都能削苹果，”我说，“一个真正的男人才能吃它的核。”
所以妈妈相信了（如果她知道超越国际集团要用私人飞机送我去伊利诺伊州，她可能还会多问几个问题，但她没有），我也没那么想念她。但是我想念普格和约翰·卡西迪，约翰是我们在“超级美味”时的另一个朋友。约翰在一个朋克乐队里弹贝斯，左眉毛上穿着一只金环，几乎拥有所有的次流行厂牌出过的唱片。科特·柯本死的时候，他哭了。他没有试图掩饰或归咎于过敏，只说道：“科特死了，我很难过。”约翰真是绝了。
我想念哈克维尔。反常但真实。不知怎的，我在皮奥里亚的训练中心就像重生一样，但我想出生总是痛苦的。
我想我可能会遇到一些跟我一样的人——如果这是在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或者可能只是《X档案》的一集）中，我会遇到一个可爱的女孩，她有俏皮的小乳房，还能从房间的另一边关上房门——但这并没有发生。我很确定我在那里的时候皮奥里亚还有其他的超越者，但是温特沃思医生和管理这个地方的其他人小心翼翼地把我们分开。我曾经问过为什么，结果被搪塞过去了。就在那时，我开始意识到，不是每个穿着印有超越国际集团字样的衬衫或者拿着超越国际集团笔记板走来走去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或是想成为我失散已久的父亲。
它是关于杀人的——我接受的训练的内容。皮奥里亚的人们没有一直谈论这个问题，但也没有人粉饰它。我只需要记住目标是坏人、独裁者、间谍和连环杀手，而且就像沙普顿先生说的那样，人们在战争中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另外，我不用亲自下手。没有枪，没有刀，没有绞索。永远不会有血溅到我身上。
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我再也没见过沙普顿先生了——至少目前还没再见过——但我在皮奥里亚的那一周里每天都和他交谈，这大大减轻了痛苦和陌生感，和他谈话就像有人在你额头上放了一块冰凉的布。那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奔驰里聊天时，他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让我随时给他打电话，即使是夜里三点都可以，如果我感到不安的话。一次，我确实这么做了。嘟了两声的时候我几乎挂断了，因为人们可能嘴上说“随时打电话给我，即使是在夜里三点”，但他们并不真的希望你这么做。但我坚持住了。我想家，是的，但不止如此。确切地说，那个地方跟我期望的不一样，我想告诉沙普顿先生，看看他做何反应。
他在第三响的时候接了电话，虽然他听起来很困（很惊讶吧？），但听上去一点也不生气。我告诉他，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很奇怪。举个例子，那些闪光灯测试，他们说这是在检测癫痫，可是……
“当时我直接睡着了，”我说，“当我醒来时，我头很痛，痛得我难以思考。你知道我当时的感受吗？就像被人翻箱倒柜之后的文件柜。”
“你要说什么，丁克？”沙普顿先生问。
“我想他们催眠了我。”我说。
我略微顿了顿，然后说：“也许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很可能这么做了。”
“可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催眠我？”
“他们的程序和协议我并不都了解，但我猜他们是在编辑你。把很多家务琐事放在你头脑的较低层次上，这样它们就不必浪费你有意识的那部分……也许还会把你的特殊才能搞砸。真的和电脑编程没有什么区别，也不会比那更险恶。”
“但是你不确定？”
“对——我说过，培训和测试不是我负责的。但我会打几个电话，温特沃思医生会跟你谈谈，甚至可能跟你道歉。如果是这样的话，丁克，一定会有人跟你道歉的，你大可放心。我们的超越者太稀有、太珍贵了，不能经受毫无必要的苦恼。还有别的事吗？”
我想了想，然后说没有了。我谢过他，挂了电话。我差点要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还被下了药……一些情绪提升剂，帮我度过思乡之苦，但最后我决定不麻烦他了。毕竟现在是三点，如果他们给我用了什么，可能也是为了我好。
XII
第二天，温特沃思大夫来看我——他可是个大人物——他真的向我道歉了。他表现得非常好，但他的表情，我不知道，就像大概在我挂了电话两分钟后，沙普顿先生给他打了电话，把他臭骂了一顿一样。
温特沃思医生带我去后草坪上散步——春末，草坪绿油油的，堪称完美——说他很抱歉没能让我“跟上进度”。他说，癫痫测试真的就是癫痫测试（同时也是一种断层扫描），但由于它在大多数受试者中诱导出了催眠状态，他们通常会利用它来给出某些“基准指示”。至于我，是关于我在哥伦布市使用的电脑程序的。温特沃思医生问我是否还有其他问题，我撒谎说没有了。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意思是，我有一个漫长而糟糕的学校生涯，离毕业还有三个月却终止了。我有喜欢的老师，也有讨厌的老师，但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是我完全信任的。我是那种如果老师的座位表不是按字母排列的，就总是坐在教室的后面并且从不参加课堂讨论的孩子。当我被叫到的时候，多半会说：“啥？”几匹野马都不能从我口中拽出一个问题来。沙普顿先生是我所见过的唯一能进入我心田的人，而年迈的温特沃思医生——他秃头，无框小眼镜后面长着一双锐利的眼睛——不是沙普顿先生。我能想象，就算猪都南飞过冬，我都不会向那个家伙敞开心扉，更不用说趴在他的肩膀上哭泣了。
而且，妈的，我不知道还能问什么。很多时候，我喜欢皮奥里亚的生活，我会对前景感到兴奋——新的工作，新的房子，新的城镇。皮奥里亚的人们对我很好，甚至连食物都很好——烘肉卷，炸鸡，奶昔，都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诊断测试，你得用IBM铅笔做那些该死的测试题，有时我会昏昏沉沉的，好像有人在我的土豆泥里放了什么东西（或是亢奋，有时我也会有这种感觉），还有其他时候——至少有两次——我很确定自己又被催眠了。但那又怎样呢？我的意思是，当你在超市停车场上被一个推着小推车、一边大笑一边模仿赛车轰轰声想从你身上碾过去的疯子追着跑之后，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XIII
我和沙普顿先生还通过一次电话，我想我应该提一下。那是在我第二次坐飞机的前一天，那次飞行把我带去了哥伦布市，那里有个人拿着我新房子的钥匙等我。那时，我知道了清洁工的事，也知道了基本的金钱规则——身无分文地开始和结束每一周——如果遇到问题，我也知道该跟当地的什么人联系。（如果遇到了大麻烦，我就打电话给沙普顿先生，从技术上说，他是我的“控制者”。）我有地图册、餐馆列表、电影院和商场的方位。除了最重要的事情外，我把每件事都搞清楚了。
“沙普顿先生，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说，我当时用咖啡厅外面的电话和他通话。我房间里有部电话，但那时我太紧张了，坐不住，更不用说躺在床上了。如果他们还在往我的食物里下药，那天肯定是没起作用。
“这个我帮不了你，丁克，”他像往常一样平静地说，“所以抱歉，伙计。”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得帮帮我！是你招募了我，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来给你假设一个情况。假设我是一所资金充裕的大学的校长。你知道资金充裕是什么意思吗？”
“有很多钱。我不是傻瓜，我告诉过你。”
“你说过——我道歉。不管怎样，我们假设，我，沙普顿校长，用我们学校大量资金中的一部分聘请了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作为驻校作家，或者聘请一位伟大的钢琴家来教音乐。那么，我有资格告诉小说家写什么，或者告诉钢琴家创作什么吗？”
“应该没有。”
“绝对没有，但我们假设我有。如果我告诉小说家‘写一部关于贝特西·罗斯跟乔治·华盛顿在快乐巴黎的喜剧’，你觉得他能写出来吗？”
我大笑起来。我不能自已。沙普顿先生周身会散发一种特殊的情绪。
“也许吧，”我说，“尤其是如果你给他发奖金的话。”
“好吧，但即使他捏着鼻子硬写了出来，那也可能是一本非常糟糕的小说。因为有创造力的人并不总受约束。而当他们创作出最好的作品时，他们是几乎肯定不受约束的。他们只是闭着眼睛在地上打滚，嘴里大喊大叫。”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听着，沙普顿先生，当我试着想象我在哥伦布市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是一大片空白。你说过要帮助别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除掉那些斯基珀，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很棒，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会知道的，”他说，“等时候到了，你会知道的。”
“你说温特沃思和他的人会专注于我的能力，提高它。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只给了我一堆愚蠢的测试，让我觉得又回到了学校。这些都在我的潜意识里吗？还是硬盘上？”
“相信我，丁克，”他说，“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
我的确相信他，也相信自己。但就在最近，情况不太好。一点也不好。
那该死的内夫——所有的坏事都因他而起。我真希望从没看过他的照片。如果我一定要看到一张照片的话，我希望看到一张他没有笑的照片。
XIV
在哥伦布市的第一周，我什么也没做。我是说完全没有。我甚至没有去看电影。当清洁工来的时候，我就去公园，坐在长椅上，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看我。周四，当我要处理掉多余的钱时，我在垃圾桶里撕碎了五十多美元。记住，这对我来说还是新鲜事。说到那种怪异的感觉——伙计，你一点概念都没有。当我站在那里，听着水槽下的马达把钱磨碎时，我不停地想起妈妈。如果妈妈当时看到我做了什么，她很可能会用一把屠刀把我刺穿，让我停下。那可是让十二局二十个数字的宾果游戏（或二十打工装裤）的钱直接打了水漂。
那一周我睡得跟猪一样。我不时地去那个小书房——我本不想去的，但是我的脚会把我拖到那儿去。我想，就像他们说的，谋杀犯总是返回他们的犯罪现场。不管怎样，我会站在门口，看着黑暗的电脑屏幕，看着地球村调制解调器，内疚、尴尬和恐惧让我汗流浃背。甚至连桌子都那么整洁干净，上面一张纸或者字条都没有，这也让我身上冒汗。我几乎能听到墙壁在咕哝“不，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和“这个笨蛋是谁，电缆安装工吗”。
我不停地做噩梦。在其中一个梦里，门铃响了，当我打开门时，沙普顿先生出现在那里。他拿着一副手铐。“伸出你的手腕，丁克，”他说，“我们以为你是个超越者，但显然我们搞错了。有时会有这样的事。”
“不，我是，”我说，“我是个超越者，我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来适应。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记住。”
“你已经适应五年了。”他说。
我愕然了，真不敢相信。但我知道这是真的。感觉就像过了几天，但已经他妈的五年了，而我一次也没有打开过小书房里的电脑。如果没有清洁工，电脑下面的桌子上都有六英寸深厚的灰尘了。
“伸出双手，丁克。别再为难我们俩了。”
“我不，”我说，“你也不能强迫我。”
这时，他回头看了看，走上台阶的正是斯基珀·布兰尼根。他穿着那件红色尼龙外套，只是现在上面缝的是“超越国际集团”，而不是“超级美味”。他脸色苍白，但其他方面还好，我的意思是没有死。“你以为你对我做了什么，但你没有，”斯基珀说，“你对任何人都做不了什么。你只是个嬉皮士废物。”
“我要给他戴上手铐，”沙普顿先生对斯基珀说，“如果他给我添麻烦，你就用购物车把他撞倒。”
“简直绝了。”斯基珀说，然后我就尖叫着醒过来，从床上爬起来，掉到了地板上。
XV
然后，大约在我搬进来十天后，我做了另外一种梦。我不记得是什么梦了，但一定是个好梦，因为当我醒来时，我在笑。我可以感觉到脸上有一个大大的、快乐的微笑。就像我一觉醒来就想到关于布科夫斯基太太的狗的点子一样。几乎完全一样。
我穿上牛仔裤走进书房，打开电脑，打开标有工具的窗口，里面有个程序叫丁奇的笔记本。我径直打开它，所有的符号都在里面——圆、三角形、japp、mirk、菱形、bew、smim、fouder，还有几百个其他的。成千上万个。也许还有几百万个。这有点像沙普顿先生说的：一个新世界，我就在第一块大陆的海岸线上。
我所知道的是，它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有一台很大的苹果麦金塔电脑，而不是一截小小的粉色粉笔，我要做的就是输入符号对应的单词，符号就会出现。我兴奋到了极点，我是说，我的上帝，它就像一条火河，在我的脑海中燃烧。我写，我调用符号，我用鼠标把所有东西拖到它应该在的地方。完成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信——一封特别的信。
但是给谁的信呢？
寄到哪里的信？
然后我意识到这并不重要。做一些细微的定制化改动，这封信可以寄给很多人……虽然这封信是写给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的。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我决定从辛辛那提开始，只是因为辛辛那提是第一座出现在我头脑里的城市。也可以是瑞士的苏黎世或者缅因州的沃特维尔。
我试着打开一个名为丁奇的邮件的工具程序。电脑不让我进去，我突然想到，要把调制解调器唤醒。调制解调器一启动，计算机就让我输入一个为312的区号。“312”代表芝加哥，我想，就电话运营商而言，我的电脑电话都出自超越国际集团的总部。不管怎样，我不在乎，那是他们的事。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事业，并且正在处理它。
调制解调器醒了，被连到了芝加哥，计算机屏幕上闪出：
丁奇的邮件准备就绪
我点击区域设置。那时我已经在书房待了将近三个小时，其间只去快速撒了一泡尿，而且我能闻到自己的气味，汗流浃背，臭烘烘的，就像温室里的猴子。我不介意。我喜欢这种味道。我过得很开心。我他妈欣喜若狂。
我输入辛辛那提，点击完成。
没有辛辛那提这个条目
好吧，没问题。试试哥伦布——反正离家近一点。行了，伙计们！我们赢了。
两个哥伦布条目
有两个电话号码。我点击了上面的那个，好奇的同时又有点害怕会弹出什么。但那不是卷宗、档案或者——但愿不是——照片。只有一个词：
松饼
什么？
但接着我就明白了，松饼是哥伦布先生的宠物，很可能是一只猫。我又调出我的特殊信件，调换了两个符号，删除了第三个。然后我在上面加上松饼，箭头指向下面。好了。完美！
我想知道松饼的主人是谁，他做了什么值得超越国际集团注意的事，他又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不想知道。我在皮奥里亚接受的训练可能是这种不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但这种想法真的从未在我脑海中出现过。我只是做自己的事，仅此而已。只是做自己的事，就像潮头上的蛤蜊一样快乐。
我拨通了屏幕上的号码，打开电脑的扬声器，但没有“你好”，只有另一台电脑刺耳的“交配声”。这样也好，真的。当你去掉人的因素时，生活就容易多了。然后，就像那部电影一样，那部《晴空血战史》，开着你信赖的B-25轰炸机在柏林上空巡航，透过你信赖的诺顿投弹瞄准器，等待着正确的时机按下你信赖的按钮。你可能会看到烟囱，或者工厂的屋顶，但是看不到人。那些从B-25上扔下炸弹的人，不用听那些孩子已经化为灰烬的母亲的尖叫，我甚至不去听别人打招呼。非常划算。
过了一会儿，我还是把扬声器关了。我发现它让人分心。
找到调制解调器
电脑屏幕开始闪烁，接着是：
搜索电子邮件地址 是/否
我输入“是”，然后等着。这一次，等待的时间更久一些。我想，那台电脑又要回到芝加哥，获取打开哥伦布先生的电子邮件地址所需要的东西。然而，不到三十秒后，电脑就回来了，屏幕上显示着：
电子邮件地址已找到
发送丁奇的邮件 是/否
我毫不犹豫地输入“是”。电脑上闪过：
正在发送丁奇的邮件
接着显示：
丁奇的邮件发送完成
这就完了。没有烟花。
但我想知道松饼怎么了。
你知道。之后。
XVI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沙普顿先生，说：“我在工作。”
“很好，丁克，好消息。觉得好点了吗？”一如既往的平静，沙普顿先生就像塔希提岛的天气。
“是的。”我说。事实上，我感到很幸福，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怀疑或不怀疑，担心或不担心，我仍然这么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绝的一天。它就像我脑海里的一条火河，一条该死的火河，你能理解吗？“你觉得好些了吗，沙普顿先生？松了口气吗？”
“我为你高兴，但我不能说我松了一口气，因为——”
“——你从一开始就不担心。”
“一语中的。”他说。
“换句话说，一切都绝了。”
他笑了起来，我说这话的时候他总是会笑：“没错，丁克。一切都绝了。”
“沙普顿先生？”
“怎么了？”
“你知道，电子邮件并不完全是私密的。任何真正执着于入侵它的人都可以做到。”
“你发送的部分内容是建议收件人从文件中删除该条信息，不是吗？”
“是的，但我不能完全保证他会这么做。或者她。”
“即使他们不这样做，那些碰巧听到这条消息的人也不会有事，对吗？因为它是……针对个人的。”
“嗯，这可能会让有些人头痛，但差不多就是这样。”
“而信函本身看起来就像一堆胡言乱语。”
“或者代码。”
他哈哈大笑：“让他们努力识破它吧，丁奇，对吧？就让他们试试吧！”
我叹了口气说：“好吧。”
“我们来讨论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吧，丁克……你感觉如何？”
“真他妈的爽。”
“很好。不要怀疑奇迹，丁克。永远不要质疑奇迹。”
然后他挂了电话。
XVII
有时我不得不寄实体的信件——把我在丁奇的笔记本上编出来的东西打印出来，把它塞进信封，贴上邮票，然后寄给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安·特维奇教授，新墨西哥大学拉斯克鲁塞分校。安德鲁·内夫先生，《纽约邮报》转交，纽约，纽约州。比利·昂格尔，邮政总局，斯托温顿，佛蒙特州。只是一连串的名字，但还是比电话号码更让人心烦，比电话号码更私密。这就像从诺顿投弹瞄准器里看到一张张脸朝你游来。我的意思是，这太疯狂了，对吧？你在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没有人脸能出现在这里，但仍然有面孔出现一两秒钟。
我很好奇一个大学教授没有调制解调器（或者一个地址是他妈的一份纽约报纸的家伙），怎么过得下去，但我从来不会过于好奇。我不必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世界里，但是，信件毕竟不需要一定通过电脑发送，还有邮寄信件。但我真正需要的东西总是在数据库中。例如，昂格尔有一台一九五七年产的雷鸟。或者，安·特维奇有一个心爱的人——也许是她的丈夫，也许是她的儿子，也许是她的父亲——名叫西蒙。
特维奇和昂格尔这样的人是特例，我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像那个来自哥伦布的第一个人一样——为二十一世纪做好了准备。正在发送丁奇的邮件，丁奇的邮件发送完成，非常好，再见，伙计。
我本可以一直这样持续很长时间，也许会永远这样——搜索数据库（没有日程表，没有主要城市和主要目标，完全依靠自己……除非这些东西也在我的潜意识里，在硬盘上），看下午场电影，享受我的小房子里没有妈妈的那份宁静，梦想着我的下一个台阶，只是，有一天我醒来时觉得欲火中烧。我工作了一个小时左右，在澳大利亚到处闲逛，但这没用——这么说吧，我的老二不断地侵入我的大脑。我关掉电脑，到下面的报亭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本杂志，里面有穿着透明内衣的漂亮女人。
我到那儿的时候，一个人正一边看着《哥伦布快报》一边往外走。我自己从来不看报纸，何苦呢？日复一日，都是老一套，独裁者把比他们弱的人打得屁滚尿流，穿球服的人把足球踢得屁滚尿流，政客们亲吻婴儿，拍马屁。换句话说，大多是关于世界上的斯基珀·布兰尼根的故事。即使我一进去就碰巧看到报纸的展示架，因为它在折痕下方、头版的下半页上，我也不会看这个故事的。但这个该死的浑蛋出来的时候，报纸打开着，他的脸埋在报纸里面。
右下角有张照片，是一个白头发的家伙，叼着烟斗，面带微笑。他看起来像个好脾气的浑蛋，可能是爱尔兰人，眼睛眯着，眉毛又白又浓密。照片上的标题——不是很大，但是能看清——是“内夫自杀谜团依旧，同事们万分悲痛”。
有那么一两秒钟，我觉得那天不应该去报亭，我根本不喜欢穿着性感内衣的女人，也许我该回家打个盹。如果进去了，我很可能会拿起一份《快报》，我会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对那个爱尔兰长相的家伙多了解一点……这根本没什么，你他妈的可以相信，我急着这么告诉自己。内夫根本不是一个那么奇怪的名字，它毕竟只有四个字母，不像希登杜库斯或是霍尔凯克，要是从全国来说，肯定有成千上万个内夫。这个不一定是我知道的那个喜欢弗兰克·辛纳屈的唱片的内夫。
无论如何，现在离开明天再来会更好。明天，那个拿着烟斗的家伙的照片就不见了。明天，报纸头版的右下角会换成另一个人的照片。总有人死去，对吧？那些不是超级明星，只是出名到可以把照片放在头版右下角的人。有时人们也会感到困惑，就像哈克维尔的人对斯基珀的死感到困惑一样——他的血液里没有酒精，夜色晴朗，路面干燥，非自杀类型。
然而，世界上满是这样的谜团，有时候最好不要去解开它们。你知道，答案可不会太绝。
但是需要意志力的事情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我做不到始终不碰巧克力，尽管我知道自己的皮肤会过敏，那天我也摆脱不了《哥伦布快报》。我走进去买了一份。
我开始往家走，然后冒出一个有趣的想法。这个想法是，我不想把一份头版印有安德鲁·内夫照片的报纸跟垃圾一起丢出去。那些收垃圾的人会开着城市卡车过来，他们肯定不会——不可能会——和超越国际集团有任何关系，但是……
我和普格小时候有个夏天看过一个节目，叫作《黄金岁月》。你可能不记得了。反正，节目里有个人经常说“完美的偏执就是完美的认知”，这就像是他的座右铭。而我对它有几分相信。
不管怎样，我去了公园，而不是回家。我坐在长椅上，看了报道，读完后，我把报纸塞进公园的垃圾桶。我甚至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嘿——如果沙普顿先生找个人跟踪我，检查我扔掉的每一件东西，不管怎样，我都被人踢了腚了。
毫无疑问，一九七〇年以来一直作为《纽约邮报》专栏作家的六十二岁的安德鲁·内夫，是自杀身亡。他吃了一堆药片——这些药片可能起了作用——然后爬进浴缸，在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以割腕结束了那个夜晚。这是一个完全回避心理咨询的男人。
不过，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书，尸检也没有发现任何患病迹象。他的同事对阿尔茨海默病，甚至是早衰的提法嗤之以鼻。“他是我认识的最厉害的人，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一个名叫皮特·哈米尔的家伙说。“他要是参加《危险边缘》，能把两场都赢下。我不知道安德鲁为什么要这么做。”哈米尔接着说。内夫的“迷人的古怪之处”之一是他完全拒绝被卷入计算机革命。他没有调制解调器，没有电脑文字处理器，没有富兰克林电子出版公司的掌上拼写检查器。哈米尔说，他的公寓里甚至连一台CD机都没有；内夫声称——也许只是半开玩笑地——光盘是魔鬼的作品。他喜欢董事会主席乐队，但只在黑胶唱片上。
这个哈米尔还有其他几个人说，内夫一直都很欢乐，直到那天下午他寄出最后一篇专栏文章，回家，喝了一杯酒，然后结果了自己。《纽约邮报》的一位喋喋不休的专栏作家莉兹·史密斯说，最后一天，就在他离开之前，她和他共同享用了一块馅饼，内夫看上去“有点心烦意乱，但其他都还好”。
心烦意乱，当然。满脑子的fouder、bew、smim，你也会心不在焉。
文章接着说，内夫在《邮报》圈里是个异类，执着于更为保守的观点——我猜他们不会直接建议对那些接受福利救济三年之后仍然没有工作的人执行电椅死刑，但他们确实暗示这总是一个选项。我想内夫是众议院的自由派，他写过一篇名为《一码是一码》的专栏文章，在文章中谈到了改变纽约对待单身少女母亲的方式，并且认为也许堕胎并不总是谋杀，他还说，外围市镇的低收入住房是一台永动仇恨机器。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一直在撰写有关军队规模的专栏文章，质问为什么现在除了恐怖分子已经没有敌人可供战斗了，我们的国家却还要这么继续砸钱。他说我们把这些钱花在创造就业上作用会更大。对《邮报》的读者们来说，如果换成别人说这样的话，他们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内夫这么说，他们却非常喜欢。因为他很有趣。因为他很迷人。也许还因为他是爱尔兰人，亲吻过巧言石[5]。
差不多就这些。我开始往家走。不过，路上我绕了个弯，在市中心走了一圈。我转来转去地走着，走过林荫大道，穿过停车场，脑子里一直想着安德鲁·内夫爬进浴缸，把一个大袋子套在头上。一个一加仑大的袋子，能让你所有的剩菜保持新鲜。
他很风趣。他很迷人。而我杀了他。内夫拆开了我的信，不知怎的，信就印在了他的脑子里。根据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信息，那些特别的单词和符号大概花了三天时间才把他搞得吞下药丸、爬进浴缸。
他自找的。
沙普顿先生就是这么说斯基珀的，也许他是对的……那个时候。但内夫是自找的吗？他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他是不是喜欢小女孩的方式不对，或者推销毒品或是尾随那些无力反击的弱者，就像斯基珀推着购物车追我一样？
沙普顿说过，我们想帮助你们，利用你们的能力造福全人类，这肯定不是指因为一个人认为国防部在智能炸弹上花了太多钱，就让他自我了断。这种偏执的东西只适合史蒂文·西格尔和尚格·云顿主演的电影。
然后我有了一个不好的想法——一个可怕的主意。
也许超越国际集团并不是因为他写了那些东西而想让他死。
也许他们想让他死是因为人们——错误的那些人——开始思考他写的东西。
“这太疯狂了。”我大声说，一个望着哥伦布市的女人转过身来，白了我一眼。
最后，我在两点左右到了公共图书馆，腿疼，脑袋也突突地跳。我不停地看到浴缸里的那个家伙，他那布满皱纹的老男人的乳房和雪白的胸毛，他那可爱的笑容被那模糊的神秘表情所取代。我不断看到他把一个大袋子套在头上，哼着辛纳屈的曲子（或许是《我的路》），使劲往下拉，然后透过它往外看，就像你透过雾蒙蒙的窗户往外看一样，这样他好割开手腕上的静脉。我不想看那些东西，但我停不下来，我的投弹瞄准器变成了一台望远镜。
图书馆有个电脑室，你能以非常合理的价格上网。我得办一张借书证，不过没关系，借书证是好东西，身份证明越多越好。
我只花了三美元的时间就找到了安·特维奇，并调出了她的死亡报告。我带着不祥的预感看到，故事开始于头版右下角的“官方死亡角”，然后跳到讣告页。特维奇教授是个漂亮的女人，金发碧眼，三十七岁。照片上，她手里拿着眼镜，仿佛想让人们知道她戴眼镜……但她好像也想让人们看到她那双漂亮的眼睛。这让我感到悲伤而内疚。
她的死像斯基珀的死一样让人吃惊——天刚黑，她从新墨西哥大学的办公室回家，也许因为轮到她做晚饭，所以有点匆忙，但这到底怎么回事，驾驶条件和能见度都很好。她的汽车——我碰巧知道她的自选车牌号是DNA FAN——开出了路面，底朝上落在干了的河床上。当有人看到前灯并发现她时，她还活着，但已然没有救治的必要了——她伤得太重了。
她的体内没有酒精，婚姻状况良好（至少没有孩子，感谢上帝的小恩惠），所以自杀的说法非常牵强。她一直对未来充满期待，甚至说过要买一台电脑来庆祝得到了一笔新的研究经费。她从一九八八年左右就排斥拥有个人电脑，因为她那时电脑死机了，丢失了一些宝贵的数据，从那以后，她就不信任它们了。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时候，她才会使用部门的设备，但仅此而已。
法医的判决是意外死亡。
安·特维奇教授是一名临床生物学家，一直处在西海岸艾滋病研究的最前沿。另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科学家说，她的离世将使对某种疗法的研究倒退五年。“她是个重要成员，”他说，“她很聪明，是的，但不仅如此——我曾经听到有人说她是‘天生的引导者’，这是最恰当的描述。安是那种能把别人团结在一起的人。她的离世对许多认识她、爱她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对这项事业是一个更大的损失。”
比利·昂格尔也很容易找到。他的照片出现在斯托温顿《每周新闻》的头版上方，而不是缩在死人角落里，但这可能是因为斯托温顿没有多少名人。昂格尔曾是威廉·“动起来”·昂格尔将军，在朝鲜战场上获得了银星和铜星奖章。在肯尼迪执政期间，他是国防部副部长（采购改革），也是当时真正的战争鹰派人物之一，杀过俄国佬，喝过他们的血，在梅西感恩节大游行时保护美国的安全，诸如此类。
后来，在林登·约翰逊总统逐步升级越南战争的时候，比利·昂格尔改变了想法，开始给报纸写信。他写道，我们对待战争的方式错了，并以此开始了专栏写作生涯。他进一步认为，我们去越南打仗根本就是错的。然后，大约在一九七五年，他发展到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错的。这对大多数佛蒙特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他总计在州议会供职七届。一九九六年，当一群进步的民主党人邀请他竞选美国参议员时，他说他想“读点书，考虑一下自己的选择”。这意味着他到二〇〇〇年就将准备好开始国家政治生涯，最迟二〇〇二年。他正在老去，但我想佛蒙特人喜欢老家伙。一九九六年过去了，昂格尔没有宣布成为任何职位的竞选人（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死于癌症），然后，二〇〇二年来临之际，他就死翘翘了。
斯托温顿有一撮规模不大但忠诚的队伍，他们声称“动起来”的死是一场意外，银星奖章获得者不会从房顶上跳下去，即使他在近几年被癌症夺去了妻子。但其余的人指出，那家伙可能不是在修房顶——不可能有人穿着睡衣在深夜两点修房顶。
最后的裁决是自杀。
是的。没错。滚吧，去天堂吧。
XVIII
我离开了图书馆，想着我该回家了。相反，我又回到了公园的那张长椅上。我一直坐在那里，直到太阳下山，那个地方几乎空无一人，没有了孩子和接飞碟的狗。虽然那时我已经在哥伦布市待了三个月，但那是我近期唯一一次外出。我想这很可悲。我以为我在这里过着潇洒的生活，终于摆脱了母亲过上了潇洒的生活，但我所做的不过是投下阴影。
如果有人——某些人——在核查我，他们可能会疑惑我为什么要改变常规。所以我起身回家，煮了一袋那种该死的东西，打开电视。我有有线电视，所有的频道，包括高级电影频道，而且我从未见过一张账单。这交易可算太绝了吧？我打开电影频道，鲁特格尔·哈尔正扮演一位失明的空手道选手，我坐在我的假伦勃朗作品下面的沙发上，看了起来。其实我没有在看，但我吃了我的食物，眼睛看着它。
我想了很多事。关于一位观点自由开放但读者群保守的报纸专栏作家。关于一位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她在其他艾滋病研究人员中发挥着重要的联系作用。关于一个改变了主意的老将军。我想到，我之所以知道这三个名字，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调制解调器和电子邮箱。
还有别的事情要思考。比如你可以催眠一个有才华的人，或者给他下药，或者甚至把他暴露给其他有才华的人，以防止他问错误的问题或者做错误的事。比如你怎么能确保这样一个能力超群的人不会逃跑，就算他碰巧意识到了真相。你可以把他放在一种无现金的生活中……在这种生活中，首要原则就是不要私藏一分钱，甚至连一个子的零花钱都不要。什么样的人才会爱上这种事呢？一个轻信的人，没有朋友，几乎没有自我认知。他会把自己能力非凡的灵魂卖给你，换来几件杂货和每周七十美元，因为他相信这就是它的全部价值。
我不愿去想这些。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做着那些可笑的空手道动作的鲁特格尔·哈尔身上（相信我，普格要是在那儿，准会笑死的），这样我就不用去想那些事了。
例如，200。有一个数字我不想去想。200。10×20，40×5。抄送给古罗马人。那个让屏幕弹出“丁奇的邮件发送完成”的按钮，我至少按下过两百次。
我意识到——第一次，仿佛我终于醒了——我是一个杀人犯。一个凶残的谋杀犯。
的确是的。总的讲起来就是这样。
人类的福祉？人类的恶行？人类的冷漠？谁做了这些判断？沙普顿先生吗？他的老板吗？他们的老板吗？这重要吗？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重要。我进一步决定，我真的不能花太多时间来抱怨（哪怕是对自己）自己被下药了，被催眠了，或受到了某种思想控制。事实是，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是因为我喜欢创造出那些特别信件时的那种感觉，那种一条火河穿过心头的感觉。
大多数情况下，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有能力这么做。
“那不是真的。”我说……但声音不大。我是压低声音说的。他们可能没在这里放置什么窃听设备，我确定他们没有，但安全起见。
我开始写这个……这是什么？就算是一份报告吧。那晚晚些时候，我开始写这份报告……事实上，鲁特格尔·哈尔的电影一结束我就开始了。不过，我是写在一本笔记本上，而不在我的电脑上，而且是用普通的古英语写的。没有sankofite，没有bew，没有smim。地下室的乒乓球桌下面有一块松动的地砖，那是我保存报告的地方。我现在回头看看我是怎么开始的。我现在有了一份好工作，我写道，没有理由感到沮丧。愚蠢。当然，任何一个会噘嘴的傻瓜都很容易吹着口哨穿过墓地。
那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后，我梦见自己在超市停车场里。普格也在那儿，穿着那件红色的防尘罩衫，头上戴着一顶米老鼠在《幻想曲》里戴的帽子——在这部电影里，米奇是魔法师学徒。在停车场中间，购物车排成一排。普格先举起手，然后再放下。每次他这样做，一辆手推车就会自己开始滚动，速度越来越快，冲过停车场，直到撞到超市的砖墙上。它们在那里越积越多——一堆闪闪发光的废铁和轮子。普格平生第一次没有笑。我想问他在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当然是知道的。
“他对我很好，”我在梦中告诉普格，当然，我指的是沙普顿先生，“他是真的真的绝了。”
普格完全面向我，我看到那根本不是普格，是斯基珀，他头部眉毛以上的部位都被撞扁了，破碎的头盖骨堆成一圈，让他看起来像戴着一顶骨头做的皇冠。
“你不是在用投弹瞄准器，”斯基珀说，然后咧嘴一笑，“哦，你就是投弹瞄准器。你觉得怎么样，丁奇？”
我在黑暗的房间里醒来，满头大汗，双手捂着嘴不让自己尖叫，所以我猜我不太喜欢那个梦。
XIX
实话告诉你吧，写下这个是一种可悲的教育。就像是，嘿，丁克，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当我回想自己的经历时，大多是用厨余处理器磨碎钞票的画面，但我知道这只是因为，想着磨碎钱比想着磨碎人更让人好受。有时我恨自己，有时我害怕自己不朽的灵魂（如果我有灵魂的话），有时我只觉得难为情。沙普顿先生说过，相信我，我也做到了。我想说，你能有多蠢？我告诉自己，我只是个孩子，和我有时想到的那些开B-25的人一样大，而孩子是允许犯蠢的。但我怀疑，当事关生命的时候，这种说法是否还正确。
当然了，我仍然在做。
是的。
我一开始以为我做不到，就像《欢乐满人间》里的孩子们失去了快乐的念头时会在房子里四处飘浮一样……但我可以。一旦我坐在电脑屏幕前，那股火开始流淌，我就迷失了方向。你看（至少我想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来到地球上的原因。我能因为做了一件让我完整的事而受到责备吗？
是的。绝对是。
但我停不下来。有时我对自己说，我一直在继续是因为如果我真的停下来了——也许哪怕就一天——他们会知道我已经知道了，清洁工会做一次计划外的拜访，只不过这次他们要收拾的是我。但这不是原因所在。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是个瘾君子，就像一个男人在巷子里吸可卡因，或者一个女人在胳膊上扎针一样。我这么做是因为那该死的冲动，我这么做是因为当我在丁奇的笔记本上工作时，一切都绝了。这就像掉进了糖果陷阱。这都是那个傻蛋的错，他从报亭里出来，那份该死的《快报》打开着。要不是他，我能看到的就只是十字瞄准线上那些云雾缭绕的建筑物。没有人，只有目标。
你就是投弹瞄准器，斯基珀在我的梦里说，你就是投弹瞄准器，丁奇。
这是真的，我知道这是真的，可怕但真实。我只是一个工具，只是真正的投弹手使用的瞄准镜头，只是他按下的按钮。
你会问，什么投弹手？
别这样，现实点。
我想给他打电话，我是疯了吗？也许不是。“随时给我打电话，丁克，甚至夜里三点都可以。”那人就是这么说的，我很确定那个人就是这个意思——至少在这一点上，沙普顿先生没有撒谎。
我想给他打电话，说：“沙普顿先生，你想知道什么最伤人吗？你说过我可以通过除掉斯基珀这样的人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事实是，你就是斯基珀那样的人。”
确实如此。而我就是他们用来追赶人们的购物车，他们的笑声，叫声，嘴里的赛车声。我的工作也很廉价……大甩卖的价格。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杀了两百多人，而超越国际集团为此付出了什么？相当于俄亥俄州一个三流小镇上的一套小房子，每周七十美元，外加一辆本田汽车。还有一台有线电视，不要忘了这个。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电话，又把它放下。这些我全不能说。这就好比在我头上套一个袋子，然后割腕。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天哪，我该怎么办呢？
XX
距我上次从地砖下面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东西已经有两周了。每逢周四《地球照转》播出期间，我就会听到两次投信口翻盖的咔嗒声，然后我会到大厅里去取钱。我去看过四场电影，都是在下午。我用厨余处理器磨碎过两次钱，把零钱扔进下水道，把那个蓝色的塑料回收筐放在路边来掩饰。有一天，我去了报亭，原想买一份《花样少女》或《论坛》，但《快报》头版上的标题再次带走了我的性欲。标题是《教皇执行和平使命时死于心脏病》。
是我害的吗？不，报道上说他死在亚洲，而最近几周我一直专注于美国西北部。但也可能是我。如果上周我在巴基斯坦四处打听了，我很可能就是那个人。
噩梦中的两周。
然后，今天早上，信封里有个东西。不是一封信——我只收到过三四封信（都是普格寄来的，现在他已经不写信了，我非常想念他）——是凯马特商场的广告。就在我要把它扔进垃圾桶的时候，什么东西从信封口掉了出来，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是用印刷体大写字母写的便条。你想退出吗？上面写道，如果是，发送信息“不要离我这么近”是最好的警歌。
我的心跳得又快又剧烈，就像我那天走进家门时在沙发上方之前挂着法兰绒小丑的地方看到伦勃朗画作的情形一样。
在这条信息下面，有人画了一个fouder。它独自待在那里，毫无恶意，但只是看着它就让我嘴里的口水都干了。这是一条真实的信息，那个fouder证明了这一点，但这是谁寄来的呢？寄件人是怎么知道我的？
我走进书房，低着头慢慢踱步，思考着。塞在邮寄广告中的信息。手写的印刷体，还塞在了广告中。这意味着是附近的某个人，镇上的某个人。
我打开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拨叫哥伦布市公共图书馆，在那里上网很便宜……而且相对匿名。我发送的任何东西都要经过芝加哥超越国际集团，但这无关紧要。他们不会怀疑的，如果我小心点的话。
当然，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的话。
有。我的电脑连接上了图书馆的电脑，屏幕上闪过一个菜单。就在那一刻，我的屏幕上闪过另一个东西。
一个smim。
在右下角。一闪而过。
我发了那条关于“最好的警歌”的信息，并在死者角落里增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一个sankofite。
我可以写得更多一点——事情已经开始了，我相信不久之后事情的进程就会加速——但我认为这并不安全。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在谈论自己。如果再进一步，我就得谈谈别人了。但我还有两件事要说。
第一，我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抱歉——甚至为我对斯基珀所做的事感到抱歉。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撤回。我当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这是个很糟糕的借口，但这是我唯一的借口。
第二，我想再写一封特别的信……最特别的。
我有沙普顿先生的电子邮件地址。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当我们坐在他那辆昂贵的奔驰车里时，他是如何抚摸他的幸运领带的——他用手掌抚过那些丝绸宝剑的可爱样子。所以你看，我对他的了解刚刚好。我刚好知道该在他的信里加上些什么，怎样让它“绝了”。我闭上眼睛，看见黑暗中一个词飘浮在我的眼皮后面——就像一团黑色之火，如射进大脑的箭镞一样致命，而它是唯一重要的词语：神剑。
[1]丁奇的昵称。
[2]原文为dirty，亦有“下流的，色情的”之意。
[3]“生菜”一词在英语俚语中有“纸币”之意。
[4]沙普顿的昵称，英文中有“骗子”的意思。
[5]位于爱尔兰布拉尼城堡，传说亲吻此石后会变得能说会道。